Statement Presented to the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ttee on China

By Huang Ciping
The Wei Jingsheng Foundation
Setember 08, 2003

萨斯肆虐之后，中国新闻自由前景仍然黯淡

--黄慈萍在美国国会中国事务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 2003年9月8日

我叫黄慈萍，今天代表魏京生基金会和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在此发言，所谈

的议题是关于中国政府所控制的当今新闻媒体的现状。

去年春季因为萨斯流行，中国新闻得到了世界的关注。萨斯疾病流行初期，中国政府
极力掩盖事实，造成了惨痛的结果，大量的死亡数字震惊了全国。不过，只是到了疾
病波及世界，引起了国际化的紧张之后，中国的新闻界才有些放松，允许公布萨斯死
亡数据以及相关的医疗信息。心底善良的人们因此前所未有地充满希望。正如俗话所
说，坏事可以变好事，人们心想，萨斯风暴也许会带来中国新闻的自由开放。

诚然，人们应当欢迎任何朝着民主自由方向迈进的步伐，不管这个步伐多么微小，只
要它是真诚的一步。但是，充满希望的人们实在应该警惕，因为这样的欢欣也许仅仅
出于幻影和单方面的良好愿望。

中国新闻自由是中国人民长期以来追求的目标。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中，许多年轻
人为这个目标献出了生命。有那么短暂的几天，人们真的以为他们得到了梦寐以求的
新闻自由。但是这个昙花一现的自由很快就被坦克和后来政府的宣传机器压碎了。现
在，海内外的中国人仍然在各个角落坚持奋斗，梦想能够有哪怕一本非官方的报纸或
杂志在中国大陆公开发行。可是至今，人们看到了什么变化吗？什么也没有。人们能
够听到的，还是一种声音，那是来自政府的声音。没有经过政府批准审核的声音都销
声匿迹了。

事实是，萨斯疾病以后，中国的新闻媒介根本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

即使在萨斯报道看似开放的时期，中国政府的“惩治谣言散布者”的规定没有动摇。
数十人因为“散布谣言”而遭到逮捕。

2003年六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通报批评了10多个著名报刊杂志，例如《北京信
报》、《三联生活周刊》、《财经》等。批评的要点是关于萨斯和腐化的报道。通报
批评以后，一些带有“敏感话题”的文章就遭到扼杀。特别是报道中国第一个公开萨
斯信息的蒋医生的文章，遭到了更严厉的审查，许多文章因此不能得到出版。根据中
央的新规定，萨斯反思不是开放的话题，而是有着明确界限和规定的敏感议题，一般
新闻人士是不敢跨越的。报道受限制的议题还有：北韩核武器危机，核潜艇361爆炸
事件，上海大腐化分子周正毅等等。（见附件1，所有5个附件都是中文原版）。

最近几个月来，政府有过多次称为“中国新闻出版改革”的会议。会议议程包括削减
中央控制的报纸数量，重申党的新闻纪律和宣传目的。但是，如同香港《开放》杂志
主编蔡咏梅指出，尽管中国大陆报刊整顿和治理客观上有利于新闻自由，但目的不是
促进新闻自由。中共宣传部最近严令禁止报导周正毅案，萨斯反思等敏感话题，就充
份说明了这一点。蔡咏梅说：“我只是说客观上有利于新闻自由，但并不是说目的是
促进新闻自由，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他们不想放松对传媒的控制。我估计，轻松的，
不敏感的就放松，严肃的问题，他们认为原则的问题，一样抓紧。” （见附件2）

上个月，“新闻改革”的帷幕正式揭开。终于中国政府制定了新的新闻规则，新规则
并没有呈现任何实质性的改革迹象。这个新规则再次体现了一贯的一党领导的坚硬面
孔，它将继续成功地严密控制新闻媒介。尤其是，这个规则要求更严格的审查，包括
任免报刊主要负责人等等。（见附件3）

今天夏天，中国新闻媒介机构、大学和研究机构接到了政府的通知，明确规定了禁止

讨论的议题，特别是修改宪法、政治改革、1989天安门事件。

我想要强调的是，中国距离新闻自由还有相当长的道路。在共产党的强权下所存在的
社会问题的症结已经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以下是一些令人担忧的事实，这些问题在萨
斯平息以后仍然存在。

一、在一党专政的中国，没有真正的独立的非官方新闻体系

至今，除了一些无关痛痒的报纸或是地方小报（那种类似“如何化妆”的东西），中
国根本没有一家独立的非官方报纸和杂志。报刊杂志的注册、申请刊号都是非常繁琐
严格的程序。政府任何时候都可以关闭一家报馆或是罢免领导，只要它认为这个报馆
没有遵循党的指示。

二、英特网监察严重妨碍了作为基本人权的“知情权”

如果你在中国，打开“Yahoo!(雅虎)”，“Goggle（古狗）”，你看不到许多可以在

国外看到的网页。自2003年8月31日起，“Goggle”再次被封。据中央社报道，中

国政府目前有30万网警监视及删除新闻和电子邮件，他们随时可以封网，并随时警

告那些在网上发表了不适当言论的网民。仅其安全部门就有三万多专职监控人员。每

到政治敏感期间，英特网变成了政府“严打”的又一个目标。

除非做特别的处理，否则象我这样的持不同政见者，很难把电子邮件发往收件人而不

经过当局的检查，通常这样的邮件会被退回，或是象泡沫一样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了。

有的时候，收件人还会受到网警的盘查质询。奇怪的是，政府对于“禁列的黄色图片”

的控制非常无能为力，却对不同政见者的声音甚至普通新闻有非常有效的制约手段。

这种情形不仅发生在来自海外的网页和文章上，而且也发生在国内的“聊天室”。例

如，几个月前，19岁大学生刘荻就是因为在聊天室多说了一些，而被无理拘禁。

这种监察的确是中国整个警察制度的一部分。我的一个朋友的姐姐是做监察海外邮件
工作的。据说1/3的邮件都受到检查，其范围远远超过了“目标”邮件。另外，电话
监听录音在中国是普遍的，也是公开的秘密，它也不单单针对不同政见者和各类活跃

分子。

三、勇敢的记者和开明编辑常常惹火烧身，有些记者因为凭着良心说真话而被投入监
狱

中国百姓是共产党宣传机器的牺牲品，中国新闻媒介工作者更是直接的牺牲品。过去
的50年里，许多新闻工作者为了他们追求的自由献出了自由与生命。我的一个朋友

吴学灿过去是《人民日报》的编辑，因为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期间把真象公布于世，

而被投入监狱。

许多思想开放的编辑记者遭到解雇甚至被判刑，仅仅因为他们如实地报道了官员的腐
败、百姓的苦难，或是表达了（甚至仅仅是允许让别人表达了）和政府不同的观点。

这样的编辑和记者的名单可以排成一大串，我只能列出以下几个：

1）高勤荣，新闻记者，因为报道了山西水利系统方面的腐化，被判13年徒刑（见附
件4，国内知名学者余杰写的有关高的文章）

2）綦彦臣，编辑，由于在网上转发民主电子通讯“大参考”里的文章等而被指责为

“通过英特网散布反政府言论”，被判刑4年。

3）藤春燕，美国公民，法轮功学员，由提供有关法轮功的消息而被判刑3年。

4）安均，中国腐化监督会的创建者，他的文章被当成“阴谋颠覆政府”的证据，因
而被判刑4年。（有意思的是，安的审判直到2000年4月19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未能通过美国所支持的一个指责中国践踏人权的决议之后的第二天，才宣布。）

5）江棋生，记者和持不同政见者。今年5月刚服完4年的刑期。判刑的理由是因为

参与民主运动，包括发表纪念六四死难者的文章。

6）黄琦，英特网编辑及主持人，目前仍然在狱中。他是因为发表有关践踏人权的事
例、政府腐化的实情，以及有关六四天安门事件的文章而进监狱的。

7）杨子立等4位青年，最近（萨斯之后）因为参与学术讨论而被判刑。

四、要想活命就要做党的喉舌

在审核文章过程中，编辑们删掉“敏感话题”是常见的事情。最敏感的不是裸体图
片、黄色语句，而是政治论点。目前我们没有看到这方面的任何松动和改变。

根据可靠途径的消息，我得知有些在杂志和报社工作的编辑通常只能有半个自己的头
脑，如果他们想要顾及全家的前途的话。他们时常要参加专门会议，听取政府的声
音。这种会议常常要宣布对当前热门话题报道的“重要原则”。“和党保持基调一
致”是所有中国新闻工作者的座右铭。有些编辑朋友说，他们没有自己的喉舌，而只
能有党的喉舌。

五、中国被评为“世界上言论自由倒数第二的国家”，偏见、不实报道、误导是中国
政府的一贯举止

对于敏感话题，只有政府有权利决定是否可以公布新闻、什么时候发表、如何措辞。
例如，中国北方下岗工人的罢工就以“不破坏安定团结”为由而禁止报道。今年年
初，我的家乡合肥市，几千名大学生上街游行抗议同学的非正常死亡，这件事情一连

几天没有得到公开报道，尽管这个事件在合肥市因为交通堵塞造成的不便而人人皆知。

政府的新闻没有党的指示是绝不能按时公布于众的。许多新闻因此成了“最高机
密”。中国人民很少有机会知道他们的“人民政府”如何做以及打算做什么。甚至外
国驻华记者也不能够得到及时的信息，他们同样要遭遇监视，或是必须得到特殊的允
许才能离开他们居住的城市。

对于重大世界新闻，尽管少数的大城市的居民可以通过国外的卫星转播来观看，但是

大多数人还是程度不同地被当局的新闻媒体的报道所影响和控制。举例来说，伊拉克

战争的报道非常片面，撒旦几乎成了英雄人物。由于误导而使人民憎恨美国，这仅仅

是中国政府所控制的新闻媒介误导百姓的众多企图之一。许多迹象表明，中国的新闻

媒介已经成了政府煽动“民族主义”的工具。几乎在各个重大世界新闻的报道上，我

们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形，比如北韩核武器危机、台湾事宜、美国飞行员海南撞机事

件等等。

六、中国人民对政府发布的消息持以低信任度

中国人民对政府并没有信任。他们觉得老在受骗，因而不那么相信政府所说的话。但
是大多数人为了自己和家庭的生存而有所恐惧，他们不敢声言对新闻自由的渴望。

在萨斯初期阶段，居住在大城市的百姓，比如北京、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百姓，
通常要求他们在海外的亲友发送消息。我的一些在美国工作的朋友那一阶段相当繁
忙，一看到萨斯的报道，就往中国发送，以便国内亲人得到及时的真实信息。

那些没有海外亲友的人们，有的就依赖BBC、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或其他海外
报道，因为他们对自己政府的报道持有相当的怀疑。每个人都知道这句话：“在中
国，我们只有一个声音”。

萨斯以后，中国人们还是没有对政府新闻有充分的信心，特别是那些政治事件或是其
他重要新闻。

附件5 是一个旅居海外的中国人所写的回国观感，其中涉及了百姓对政府新闻的信任
度问题。

七、外国投资和英特网并不能给中国带来真正的新闻自由

许多外国人，特别是外国投资者说，他们的投资将为中国的新闻自由带来新的前景。
中国政府也常常鼓励这种说法，设法让学者和西方政治家相信这个前景。另一方面，
中国政府直截了当地指出：“新闻媒介是特殊机构，不能够遵循‘谁投资，谁拥有’
的原则”。政府特别强调，新闻媒体是国家机构，这包括各类报纸。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英特网。英特网和高级计算机技术同样成为政府监视压制持不同
政见者的工具。雅虎（Yahoo!）这样的美国公司实在应该感到耻辱！他们主动与中国

政府合作，同意删除那些政府不满意的内容。更让人耻辱的是一些西方公司和中国政

府并肩战斗，设计并参与了对付中国人民的电讯监控用得金盾工程，用来阻止一些信

息的传递，并纪录来往的地址和邮件等，有效地将中国警察推到了世界第一流。（细

节请参看大记元的文章：http://www.dajiyuan.com/gb/2/5/6/n188071.htm）这种做法，

和几年前向中国政府提供高级军事技术究竟有什么不同？

总而言之，中国没有新闻自由，即使在萨斯之后也还是没有。外部世界对于中国新闻
自由的支持和努力一直是非常必须和重要的。任何一厢情愿的“中国的新闻自由为期

不远”的想法，不仅是错误的结论，而且是对中国人民利益的伤害，也对不起那些为

了中国新闻自由付出代价甚至牺牲了生命的人们。魏京生基金委员会和全美学自联希

望你们能够根据可靠的事实，仔细地评估现状，利用你们的地位和能力继续推动中国

政府向好的方向迈进。

谢谢倾听。

黄慈萍
魏京生基金委员会执行主任
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人权委员会主席

Attachment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点名批评了中国十多家「违犯新闻纪律 6/2003

北京消息人士透露，中共中央宣传部上周在京召开新闻出版通气会，点名批评了中国十多家「违犯新闻纪律」的媒体，其中包括《北京信报》、《三联生活周刊》、《财经》杂志等。中宣部同时通报了近期热点新闻报道的注意事项，包括周正毅案、对SARS反思等，明确提出禁止炒作，不许采访。据悉，原定二十日出版的最新一期《财经》杂志因刊有多篇「敏感」文章，被中宣部「封杀」，禁止发行。

明报引述消息人士透露，中宣部会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十八日在京召集各新闻出版主管部门有关负责人，举行了新闻出版通气会，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石峰在会上点名通报批评了前一阶段违反新闻纪律的十多家媒体，指这些媒体有的出现政治舆论上的导向错误，有的出现违犯中共宗教政策的问题，还有的违反了军事宣传纪律。

据悉，被点名的报刊包括《北京信报》、《战略与管理》杂志、《财经》杂志、《商务周刊》、《三联生活周刊》、《新闻周刊》、《招商周刊》、《读者》杂志、《青年视觉》、《南方周末》、《中国经济时报》、《青年参考》、《军事博览》等。

在这次会议上，中宣部出版局张小影就今后一段时期宣传报道应注意的热点问题作规定，指这些属「敏感问题」，各新闻单位不要炒作，不要采访，尽量不做报道；如做报道，必须用新华社通稿。

据悉，被定为「敏感题材」的热点包括：1、关于SARS的反思；2、上海周正毅的案子；3、广州孙志刚的案子；4、301医院的蒋医生就SARS给境外媒体写信事件；5、杨斌的案子；6、361潜艇事件；7、北韩核题。

其中，《财经》杂志因为报道周正毅的文章，被当局下令从报摊上回收。由一个官方金融研究机构创办的《财经》杂志，以揭露不当商业行为闻名，如金融数据作假，并广泛报道敏感话题。六月五日一期则质疑政府处理大规模食物中毒的手法，赞扬揭发当局隐瞒非典型肺炎疫情的蒋彦永医生。胡舒立还发表呼吁政府在处理金融丑闻时要有更大透明度的文章。该杂志读者多是行政人员及受外国育的专业人士，发行量十万本。

星岛日报报导说，触发今次整肃的诱因，是该期以「周正毅兴衰」为封面故事，披露周正毅与被海外称为「上海帮」的高层官员勾结，进行巨额银行信贷欺诈的丑闻。周正毅事件于上月底爆发后，由于涉及的官员太多，有关部门已禁止内地媒体报道。此外，该期还披露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日前成立修宪小组，考虑将私有财产和「人权」概念等内容引入宪法。

《财经》杂志因多次揭露金融市场违规活动，而成为内地财经报道的旗帜。近来，该刊开始涉及政治内容的报道，在六月五日发行的上一期杂志中，曾质疑当局处理食物中毒的手法，并公开赞赏揭发前卫生部长张文康撒谎的蒋彦永为「诚实的医生」。

苹果日报分析文章称，中央怒撤两名隐瞒疫情高官后，迎来两个多月政治小阳春，批评隐瞒疫情和探讨政治改革的文章纷纷出笼。可是，接连有报刊遭整肃，外界担心这种开放、宽松的政治气氛，或被新的严冬取代。《中国七大恶心》可说是对政治体制和领导人批评得最激烈的文章，其大胆程度、对中国政坛讽刺的力度，历年仅见。

据报导，《七大恶心》现象之首是「领导人万能论」。「他们高瞻远瞩，高屋建瓴的为我等指出一条金光大道，指引我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拜托公仆们除了吃喝玩乐之外能真真正正给国家给民族指出一条光明大道」。这是公开糟蹋领导人。

第二恶心是艺术家厚颜无耻；人大和政协则是第三恶心，质疑现存政制：「看一群老得连自己姓甚么都想不起来的人在参政议政，不知是委员个人的幸福，还是国家的不幸。」

第四恶心涉及外交政策。传媒不断歌颂卡斯特罗、萨达姆等独裁者，「上述几户人家都算不上甚么好鸟。咱们交朋友应该交些知书达理的君子之辈，和人（美国）吵架也犯不找些地痞流氓来帮腔」。

余下三个恶心现象，分别是「共军打国军的影视作品」、「吹牛皮的水平太低」、「感恩戴德的百姓」，批评中共把内战这场民族灾难，描写成解放战争，而政治家意识「江山社稷的考虑依然是放在国家民族利益之上」；逢年过节，电视的歌功颂德已成了固定模式：钢花飞舞、麦浪滚滚、繁忙的码头……。

□ 一读者推荐

相关报道：
1.导致北京新报被查封的“七大恶心”全文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870
2.北京查封最新一期《财经》杂志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page=-2&articleid=2909

Attachment 2: VOA report 　　　　　　　　　

　 杨明

中国开始整顿治理党政部门报刊的管理和发行工作，以减轻基层和农民因报刊摊派而承受的负担。分析人士指出，报刊整顿和治理是媒体市场化改革的一个切入点，但并不一定会加大新闻自由。如果不在制度上获得自由办报的权利，真正的新闻自由也就无从谈起。

*改革报刊发行硬性摊派*

最近，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制定并公布了党政报刊治理实施细则，其中包括中央党政部门主管、主办的报刊要实行人员、财务和发行的管办三分离；大幅度裁减中央部门和省级报刊，中央一级部门只办一份报，省级只管一报一刊，市级只保留一报，县级报刊基本停办；加强治理报刊发行摊派行为，减轻基层和农民的负担；改变报刊市场散乱现状，杜绝用行政权力推派广告，以及税收的跑冒滴漏以及腐败现象的滋生。

*媒体改革市场化一小步*

香港开放杂志执行编辑蔡咏梅认为，减少党政主管主办的报刊是中国媒体改革和市场化的一个进步。蔡咏梅说：“我觉得这是朝向民间办报的第一步。党对于国家的传媒控制少了，民间的自由的新闻媒体就会发展壮大。等于就象中国大陆的经济一样，国营企业萎缩之后，空间就会给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去占领。所以，中国的新闻要自由，要独立的话，慢慢是朝着民间办报去发展。”

香港苹果日报中国版主任潘小涛认为，这次党政报刊治理和改革，既是媒体改革的一个开始，也是一个发展方向。他说：“这是改革整个中国媒体的其中一个方向，也是一个开始，入点是比较好的。将来的话很可能是一半媒体或者是更多的媒体要被淘汰。很可能是中国所谓的走向舆论监督，起码是对底层官员舆论监督的第一步。”

*形势逼人无奈改革*

不过，北京独立撰稿人刘晓波认为，这次党政报刊治理和改革是迫于各种因素，不得已而为之。他说：“实际上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不得不做出这样的调整。一方面中国进入WTO，有一种外来的压力，要求媒体市场开放，同国际接轨。另一方面，大陆民间自发的压力。其实，民间的、自发的介入媒体，无论是行业外资金，还是媒体在这种导向上的民间化的取向，是中共已经控制不了的。”

刘晓波指出，在中外合力的压力下，中共对媒体的垄断，已经因党政报刊发行量连年萎缩和亏损，致使财政不堪重负。他说，据了解，农民每年报刊的摊派费用要几十元人民币。潘小涛认为，如果完全运用市场机制来发行这些报刊，其中很多都会关闭或停办。但是，正因为基层和农民被强迫征订，才养活了这些本应破产和淘汰的报刊。他预计，这次整顿和治理将至少使数百种报刊停办。

*并非增加新闻自由*

香港开放杂志执行编辑蔡咏梅指出，尽管中国大陆报刊整顿和治理客观上有利于新闻自由，但目的不是促进新闻自由。中共宣传部最近严令禁止报导周正毅案，萨斯反思等敏感话题，就充份说明了这一点。蔡咏梅说：“我只是说客观上有利于新闻自由，但并不是说目的是促进新闻自由，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他们不想放松对传媒的控制。我估计，轻松的，不敏感的就放松，严肃的问题，他们认为原则的问题，一样抓紧。比如说，涉及23条的问题，都是跟中宣部和上面的领导一致的，只不过是其它的社会问题，其它不关痛痒的问题，就可以尽情发挥。非敏感的问题可以放开，但是就是不开党禁，不开报禁，什么禁都开。”

*“擦边球”开拓言论空间*

北京独立撰稿人刘晓波认为，报刊媒体改革的目的虽然不是促进中国大陆新闻媒体的自由程度，但是，一旦民间资本进入媒体，这些民间媒体为了满足读者和市场的要求，就会以各种试探性，打“擦边球”的方式，一厘米，一厘米地拓展并加大民间言论的空间。香港开放杂志执行编辑蔡咏梅也认为，过去十多年媒体的发展表明，官方对媒体的控制越来越萎缩，民间媒体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壮大。

在谈到中国媒体改革的发展方向时，北京自由撰稿人刘晓波说，今后中国媒体改革方向是在制度上给予民间自由办媒体的权利。刘晓波说：“我称为民间化、自由化的发展方向。中国的新闻自由改革，关键不在于媒体说什么，而在于民间在经济上有没有独立的、合法的发言平台。假如民间有了一份纯粹民间办的刊物，如果说一份报纸可以合法存在的话，即使它发出的声音是拥护当局的，它对于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变化的意义也要比在党的管制下的媒体发出的批评当局的声音更具有实质性的意义。”


Attachment 3: 2003年中国“新闻媒体改革”改了什么？

By 何清涟

6月20日，中央电视台在“晚间新闻”节目中播送了一条简讯：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邮政总局联合发出通知，禁止报纸期刊的出版单位在9月份以前征订2004年的报纸和期刊，只有科技类出版物不在此列。

这条新闻引起了轩然大波，尽管中国政府已明白声称，此举目的是“制止为保证发行量而推行的各种强制性摊派征订手段”，但由于中国已经陷入无法摆脱的“改革疲软症”，时不时需要制造一些改革神话安慰世人，于是“中国新闻媒体改革已经起航”的报道就成了海内外报道的主题－－尽管那时香港人民正在为反对“二十三条”苦苦斗争。论者甚至没有仔细思考一下这当中存在的逻辑矛盾：从19世纪中期那号称“五口通商时期” 开始，香港就已经开始享有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直到“九七回归”以后才不得不开始“自律”（自我检查），并日渐失去新闻自由，但中国政府意犹未尽，还要制定“二十三条”迫使人们彻底噤声，在中国大陆，中国政府为什么又要恩赐给中国人新闻自由？

这种乐观一直延续到8月初，此时全称为“关于落实中办、国办《关于进一步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减轻基层和农民负担的通知》的实施细则”（以下简称为“实施细则”）终于公开发布，整个“实施细则”的内容完全没有任何“改革”踪迹可寻，－－除了任何改动哪怕倒退也可以被称之为“改革”。

一、媒体的生死牌如何发放？

在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里，传媒是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企业。谁是某家媒体的投资者，谁就是某家媒体的老板，决定媒体生存与死亡的是市场，没有读者的报纸注定死亡。但这一国际规则对中国的传媒业并不适用，中国决定媒体生与死的至今还是政府，在“实施细则”中，中国政府为报刊的“生”与“死”定下了几条标准，可以继续生存下去的是以下几类：

A、中央的三报一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求是》杂志），各省的党报党刊；B、政治导向正确、5年以上没有违规纪录、经营状况良好、读者自费订阅量超过80％（这一条仅限于省级报刊杂志社）的报刊社；C、党报所办的子报。

必须停办的有如下几类：

A、政治导向不正确、创办不够5年、或者在经营期间5年内有违规纪录的予以停办；B、中央各部门报刊内容相近者合并，读者自费订阅量不足发行总量50％的部门报刊予以停办；C、省级与省级以下政法、公安、财政、税务、工商、计生、交通、检验检疫、环保、消防等部门所属行业性协会、学会、研究会所办报刊，一律停办。

不属于党报系统，但又不在停办之列的，则统统划归到党报集团，或者由各级党报兼并，此举大大强化了党报党刊的领导地位。

上述标准主要是两条，政治与经济。先来谈“经济标准”。九十年代开始，为吸引读者“眼球”，中国媒体只能走上极端世俗化之道路，都市报晚报之类大众媒体为中国媒体的市场化挤出了一条窄窄的路，这条路上竞争极为激烈，幸存者大多都能通过“实施细则”中经济标准的检测。这类报刊的难题是政治标准，经济标准主要针对党政部门主办报刊而来。大多数地方政府部门主办的报纸杂志因为都是被列入财政预算的“财政差额拨款单位”－－即财政拨款只管办公费用与工资，不管住房及医疗等福利，谓之“差额”。这类报刊质量低劣，完全依靠摊派“发行”。这种没有市场需求的刊物能够存在，是中国特殊行政文化的产物。因为在现有的新闻管制政策下，刊号是社会上最稀缺的资源之一。许多报刊虽说亏损累累，可其主管部门就是不让它死亡，因为一个刊号就是可以套现的巨额“部门财富”。 一些主管单位将一家濒临破产的刊物或报纸租给他人，可以坐收利益。而连刊号都无法租出去且无人订阅的报刊杂志自然为各级政府造成了严重的财政负担，让这些挤占资源且于社会无益的报刊杂志“死亡”，减轻财政包袱，也算是个明智之举，因为28个国民供养一个公务员的局面实在难以为继。

过了“经济关”的媒体是否就能生存下来？这就涉及到政治标准。“实施细则”规定“政治导向不正确”，且五年内有违规现象的予以停办。由于中国媒体整体依靠世俗化争取读者，只有少数几家严肃一些的媒体在政治边缘上走走钢丝，但不断受到违规违纪的黄牌警告，早就被内定为“政治导向不正确”，对于已经拥有广大读者，社会影响力颇大的媒体，如《南方周末》，政府早已经采取“旧瓶装新酒”的方法在慢慢改造阉割这家报纸，而另外一些影响没那么大，但又常常发生违规行为且被视为“导向不正确”的媒体，这次则可能在死亡之列。

据中国媒体业内人士估计，经过此次整顿，将有三分之二的媒体消失。媒体数量减少其实有利于中国政府对媒体的管理。事实上，中宣部还在丁关根掌控时期，就多次想砍媒体加强管理。

二、变地方部门分散的摊派为中央党报党刊的集中摊派

这一次改革最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取消摊派，减轻基层负担。

媒体依靠行政命令摊派发行，确是中国特色。至2002年底，中国共有2,137种报纸， 9,029种期刊，但其新闻来源却相对单一，尤其是在事关全局性的政治经济的报道，以及外交关系与国际社会的重大事件，几乎都是照搬新华社所发的“通稿”。这种情形下，不少报纸都需要依靠其所挂靠的政府部门利用权力“摊派”才能找到“订阅者”。即使是《人民日报》、《求是》杂志、《半月谈》这类中央级报刊杂志，每年都要由中宣部与各省（自治区）层层下达征订任务摊派。据统计，在中国2001年发行量超过100万份的杂志中，党刊占有5种（《半月谈》、《支部生活》、《共产党员》、《党的生活》、《求是》），教育辅导类占有9种（《时事报告》、《第二课堂》、《小学生时代》、《小学生天地》、《小学生导读》、《当代小学生》、《少先队员》、《中学生必读》、《中学生天地》），其中教育辅导类主要由学校向学生摊派，学生们每天功课负担超重，根本没有时间阅读多少课外读物。如果取消这类摊派，相信中国公众会非常欢迎。

由于“实施细则”的标题含有“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字样，不读全文，真有可能会发生误解，但只要细读“实施细则”的内容，就会发现此次“媒体改革”虽然以取消摊派为名，但目的却只是为了消灭各级党报党刊的竞争者，将地方党报党刊分散的摊派变为中央党报集中的摊派。“实施细则”的第四部分第一条中就明确规定：“乡镇村级组织农村中小学等基层单位用定额管理的公费订阅重点党报党刊的范围，是指《人民日报》、《求是》杂志、省级党报党刊、地市级党报”，凡是公费订阅者，“要首先订阅党报党刊特别是中央级党报党刊”。这一规定可谓一箭双雕，一是将宣传阵地继续牢牢掌控在党报党刊手中，以保证宣传工作落到实处；二是让任何非党报党刊的报刊杂志减少了公款订阅户。前两年曾有调查数据，除了少数几家报刊杂志拥有大量私人用户之外，大多数中国人还是依靠公款订报满足阅报这种“文化消费”。

三、新闻检查仍将保持强化

实施细则规定，党报党刊将垄断中国信息供给，中国的媒体将保持“中央－省－地市党报（包括报业集团）网络”，并且还将保持原来的行政级别。

部分论者寄以厚望的新闻媒体改革，以为从此以后媒体与主管单位脱钩，再也没有“婆婆”严加管束。但“实施细则”却明确规定：“管办分离指在坚持《出版管理条例》确定的主管主办制度前提下，对报刊管理方式做出的一种调整”，“找不到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认定的具备资格的主管主办单位的，予以停办”。“婆婆”依然存在，找不到“婆婆”的必须死亡，这一“改革”恐怕让那些找不到“婆婆”，即“求做媳妇而不得”的媒体痛苦万分。

其实中国政府自己从未声明要放弃对新闻的管制。“实施细则”指出：“管办分离后，主管部门仍要履行主管职责。主要包括对报刊的舆论导向、出版质量进行监管；……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任免报刊单位主要负责人”，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网站上曾登载一篇题为“中国新闻改革，中央只保留四家报刊”的文章，该文在评述了2003年“新闻改革”后总结说：“表面上看，这项改革将加速大陆报业新闻竞争，有利於改善新闻报导的质量；但事实上，中共中宣部却透过严密的新闻审查，来达到管理和控制的目的。据悉，未来成为法人团体代管的各家媒体，政治审查和新闻审查仍会继续进行，而媒体本身的「自律」亦严格要求。”

四、外商投资中国媒体会给中国带来新闻自由吗？

在“中国媒体改革终于启程”这类讨论中，不少论者发掘出“新闻体制改革”的微言大义，据看到“改革草案”的学者声称，将允许外资与国内私人资本入股新闻出版行业，这一点将使中国政府再也无法阻止“非党的喉舌”媒体出现。“实施细则”虽然不是改革方案，但笔者相信，中国政府再糊涂，也不会在近期内再颁布一部与“实施细则”精神完全相反的“改革草案”。

中国以往的经验证明，保障新闻自由并不依靠谁投资，因为与宪法精神相悖的种种法律，正好限制了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这有几条经验事实为证：

第一是“网络将加快实现中国的新闻自由”这一神话的破灭。笔者曾与大多数人一样，曾相信网络将促使中国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实现。但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外国科技大公司需要与中国建立经济关系时，他们宣称的口号是“科技创新有利于自由和民主”，但是在中国，有能力应用这些科技设备的政府正好将科技创新用之于相反的目标：对中国公民尤其是要求民主与自由的人士实行越来越微妙和复杂的镇压。中共监控国民的高科技网络系统“金盾工程”就是外国大公司与中共政府密切合作的结果。《互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即为限制网络自由而设。

第二条经验是已经进入中国传媒业的外资所遭遇的境况。外国进入中国的门户网站，早就开始“自律”，高度自觉地配合中共政府控制网站的各种要求，对各种中共官方认为有害的消息进行过滤。如门户网站Yahoo（雅虎）居然向中国政府保证：在向中国播发的网页上，不刊登危及中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内容。 香港《星岛日报》投资数千万元在深圳市办《深星时报》的经历也说明同样问题。该报由《星岛日报》与《深圳特区报》合资办，星岛股份占85％以上。但在其短暂的不到两年的生命里，读者只看到该报的文章比中共自家报纸的吹捧还要肉麻。如“武警战士大奋神威，数名歹徒乖乖就擒”，“深圳市委领导以身作则，廉政建设大见成效”之类的文章每天高踞头版重要位置，有时甚至还用了通栏标题。美国在中国开办的“博库网站”，更是常常在中宣部点了谁的名之后就将谁的文章拿下来，比如笔者曾在该站有专集，但一俟中宣部下文全国禁载笔者文章，博库只有自觉遵行，遵行的速度比国内媒体还快。

至于那些投资于媒体行业的私人资本，据笔者所知就有多家，如《环球企业家》、《港澳经济》、《新周刊》等等，而这些媒体什么时候敢唱些与中国官方“主旋律”不同的声音？其革新主要体现在非政治领域内及印刷与装帧上。

一条有关媒体产权界定的消息一直被有意忽视：1999年10月21日《新闻出版报》在头版头条位置披露了一条重要新闻：国家机关事物管理局、财政部和新闻出版署在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中国经营报》和《精品购物指南》报社的产权界定的批复”中明确指出：中国媒体是国家的特殊行业，不同于一般的企事业单位，因此不适用“谁投资谁所有”的企业资产认定的原则，一律算作国有资产。该批复还强调此规定适用于所有中国报纸。外资要想获得在媒体业的投资权益保障，还得要看中国政府何时废除这条“行政性法规”。

第三条就是设立了种种限制舆论的恶法，封堵民冤。从90年代以来，中共已经频频动用“危害国家安全罪”“泄露国家机密罪”“阴谋颠覆政府罪”这三条罪名来压制舆论，再辅之以由宣传部门实施的处罚，为了生存，媒体已经高度自律。 香港除了《文汇报》《大公报》之外，大多数媒体并不依靠中共政府投资，但这些年来已经噤若寒蝉。而中国政府还不放心，迫使香港制定“二十三条”恶法，以颠覆香港社会建立已久的自由秩序。连香港人都知道，只要通过“二十三条”恶法，香港的言论自由将成明日黄花，至于媒体的投资者是谁，在这里根本不起作用。

值得提醒的是，这些论者有意屏蔽了几条重要信息：一是SARS期间关于严惩传播SARS谣言的恶法出台，并依此恶法抓捕了几十个人。这条恶法的关键在于：凡不同于官方SARS版本的一律被视之为谣言。这种恶法能够公然行之于中国，是对言论自由与法律尊严的最大亵渎。二是前不久对北京四位在学术层面上讨论“宪政民主”的青年知识分子，以“危害国家安全罪”与“阴谋颠覆政府罪”判以重刑。三是就在7月，被中国视为“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市政府推出《出版导向预警工作办法》，对该市所辖的报刊、电台、电视等新闻出版物进行“制度性”的审读预警处理，对出现“政治导向偏差”的出版物采取“审读意见”的形式，通知出版单位，凡一年收到两次“预警通知书”的，将在内部通报批评，收到 3次者，要处分主管负责人，甚至撤职。当局计划通过此举，“制度化”地监控传媒业。

可以预期到的是，“实施细则”将结束不少媒体的生命。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中国媒体将为了生存，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中国媒体从业者在90年代媒体市场化这一过程中努力开拓，如对腐败的有限揭露、环保问题以及其他社会化议题的讨论，确实部分消解了媒体作为“党的喉舌”这一角色的作用，但“实施细则”将使中国媒体市场化的成就重新回到九十年代初这一起点。

阅读中国政府颁布的各种法律法规确实累人，但恰好这是最重要的信息。“实施细则”既已颁布，在新浪网等各大网站上也可下载。如果大多论者能够认真阅读，可能就不会再有“新闻媒体改革”的神话流传。

□ 转自《华夏电子报》

Attachment 4: 高勤荣，现在你在哪里？

By 余杰

高勤荣，一个揭露地方干部浮夸造假的记者，现在你在哪里？

高勤荣，一个勇敢地说出了真话的普通公民，现在你在哪里？

新华社老记者戴煌先生告诉我，首都一批新闻界、法学界、文化界的知识分子正在发起签名，希望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法院等机构重视并解决高勤荣的冤案。此时，我才知道，年轻的高勤荣已经在监狱中熬过了整整三周年。我毫不犹豫地在呼吁信上签上了我的名字──尽管我知道这封信的实际功效微乎其微。

山西省运城地区的地方领导为了攫取政治资本，发动群众造假，宣称建设成功了造福百万亩农田的节水灌溉工程，并在报刊上广为吹嘘。《山西青年报》记者高勤荣发现了这个色彩斑斓的肥皂泡，经过细致的调查考证，他撰文发表于《人民日报读者来信内部版》予以揭露：那些工程都是面子工程、豆腐渣工程，它们不仅没有给当地百姓带来任何好处，反而成为滋生贪污腐败的温床。随后，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和《焦点访谈》两个节目也相继披露了这一丑闻。

在我看来，高勤荣的“打假”比王海的“打假”需要更大的勇气、毅力和信心──如果说王海的“打假”主要针对经济领域的丑恶现象，对于捍卫消费者的基本权益和建立健康的市场经济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高勤荣的“打假”则直接针对地方干部的“非法行政”和“浮夸遗风”，对于实现媒体“群众喉舌”的监督作用和保护普通老百姓的公民权利更是必不可少的。然而，高勤荣不仅没有因为“打假”的行为而受到鼓励、表扬和奖励，反而成为某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妨害了某些人升官发财的美梦，他打破了官场遍地谎言的规则，于是那些拥有巨大力量的黑手向他伸了过来。正当我们要为高勤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和“实事求是”的职业精神“鼓与呼”的时候，在文章发表两个多月后，高勤荣却被山西某“专案组”逮捕入狱。这一次，公检法机关却以罕见的高效率行动起来。很快，运城中级人民法院以莫须有的“介绍卖淫罪”、“诈骗罪”和“受贿罪”终审判决高勤荣有期徒刑十二年。

我还以为我们已经远离了“皇帝的新装”的时代──没有想到比那还要卑鄙的丑剧再次上演了。高勤荣的文章发表在党报上，他揭露的事实也被像中央电视台这样的权威媒体所证实，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勇士。高勤荣之所以要与庞大的风车作战，因为他心中牵挂著千百万乡亲的命运。纯朴善良、困苦窘迫的乡亲们，再也经不起官僚们丧心病狂的折腾了。

我去过山西的乡村，我亲眼目睹了那里的老百姓的凄苦无助和官僚的飞扬跋扈。那里是中国所谓的“传统文化积淀”最深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恰恰是中国吏治最糟糕的地区之一。两者之间似乎有著某种神秘的联系，这一事实再次让我确信：儒家文明是救不了中国的。在那些儒家文化保留最完整的地方（例如中原和华北），在官员们中盛行著说假话和虚报浮夸的恶劣风气，而在老百姓当中则普遍存在著对权力盲目的顶礼膜拜。在这些地区，生活质量的多寡与人际关系的繁简形成了惊心动魄的反比。高勤荣与秋菊一样（在某些宣扬恢复“乡规民约”的学者看来，他做得甚至比秋菊还要“过分”），他破坏了长期以来存在于乡村里的这种牢固的“默契”。于是，他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我认为，高勤荣事件再次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当一个社会还处于法治不健全的发展阶段，当新闻媒介向腐败发动攻击的时候，虽然有特殊的作用，但也有一种特殊的脆弱性。为“透明国际”（一个世界性的民间反腐组织）工作的新西兰学者杰里米波普对这个问题有著相当深入的研究，他在调查报告中指出：“如果政治家和国家公务员确信，他们不会有被新闻媒体在公众目前曝光而受到羞辱的危险，他们就愈益受到滥用权力以谋取私利的诱惑，而政治家在追逐这类好处的时候，总试图使新闻界保持缄默。”高勤荣的遭遇，其实是腐败官僚们向所有的记者和公民发出的警告：看你们谁还敢向他学习？

高勤荣的遭遇告诉我们：我们固然需要高勤荣这样有良知和勇气的媒体工作者，但我们更需要一整套保护他们人身安全以及新闻独立地位的法律。如果没有独立的新闻媒体，腐败就难以受到遏制。杰里米波普认为，新闻媒体的独立程度，也就是它能够有效地行使对官员的公共监督职能的程度。正如立法机构应当把行政机构置于日常监督之下那样，新闻媒体应当把立法与行政机构以及其他所有其行为在公众领域产生影响的人们置于其约束之下，以免产生腐败。正如《时代》周刊的前任主编亨利格伦沃尔德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其权力不受独立的新闻界监督的话，甚至一个靠民主选举上台的宽厚政府也会腐化。”最典型的一场“战争”就是“水门事件”中《华盛顿邮报》的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记者与庞大的尼克松政府之间的对峙。这是对美国的民主制度的一次严峻考验，最后终于以前者的胜利而告终──尼克松成为迄今为止美国历史上唯一在弹劾的压力下辞职的总统（对此，毛泽东一直迷惑不解。数年之后，当尼克松的儿子访问中国的时候，毛泽东还特意表达了他对前总统阁下的同情。两中政治制度的差异由此可见）。而那两位昨天还名不见经传的小记者顿时成为民族英雄般的人物。

然而，高勤荣可没有他的美国同行那么幸运。在美国，《华盛顿邮报》的两名记者成为捍卫民主制度的象征；在中国，高勤荣却在牢狱中度过了漫漫的长夜。高勤荣的妻子告诉《南方周末》的记者说，三年的冤狱使得丈夫的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丈夫吃饭的时候手腕不断地哆嗦，连筷子也拿不稳，身体和精神都濒临崩溃的边缘。她至今不敢把真相告诉十岁的女儿。但是，女儿一天天地长大，能够一直瞒她十几年直到父亲从监狱中出来吗？说到这里，坚强的妻子泪流满面。当我读到这样的细节时，不禁悲从中来：作为一个中国记者，为什么仅仅说了一点儿真话，就得付出自由、名誉、家庭、健康乃至生命的代价？在我看来，高勤荣的悲惨命运，其实是对所有试图言说和表达真话的公民的威胁，也是对我们《宪法》的蔑视和嘲讽。今天，作为记者的高勤荣因为说真话而失去了人身自由；明天，任何一个普通公民也可能遭到同样的命运。

没有独立的舆论力量，腐败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治理。杰里米波普认为，作为与独立的司法并列、令政治家不悦的两种孪生力量之一，自由的新闻界是政府生活中腐败现象强有力的反对力量。他强调说：“新闻媒体是自我委任的，但它受到公众的支持，他们认为它所传达的东西是有价值的，并愿意为之支付金钱。新闻界应该而且能够摆脱政治庇护系统，这类系统的存在，甚至在最民主的社会中依然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事实。”任何社会的正常运转都离不开自由的新闻界，而在今天的中国，正是其“特殊的国情”决定了新闻媒体必须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而不是相反）。因此，新闻媒体自由度的拓展，可以看作是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

一九八七年一月，在世界新闻自由出版人、国际新闻研究院、泛美出版协会、北美国家广播台协会以及国际期刊出版联合会等组织的赞助下，来自三十四个国家的数百名记者在英国伦敦召开了自由世界之声会议。这次会议最大的成果就是通过了《新闻自由宪章》。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加利认为：“宪章的原则理应得到每一个有志于推进和保护民主制度的人士的支持。”他进一步指出，这些条款虽然没有约束力，却表达了“所有自由国家渴求实现”的目标。

《新闻自由宪章》有以下十条：

第一条：检查制度，不论其为直接的或是间接的，都是不可接受的。因此，任何限制新闻媒体收集和传播信息的法律都和做法都应予以废除。政府当局，不论是国家的，还是地方的，均不得干预新闻的发布与广播，或限制与任何消息来源接触。

第二条：独立新闻媒体，不论其为出版业的，还是广播业的，均应允许其成立并在所有国家自由从事其业务。

第三条：政府对国内任何媒体的待遇上不得有经济上的或其他的歧视。在那些同时存在著政府控制的媒体的国家中，独立媒体应享有与官方媒体同等的为获取其出版或广播业务所必需的材料和设备的权利。

第四条：国家不得限制获得新闻纸、印刷设备以及传播系统，不得限制通讯社从事业务以及获得广播频率的权利。

第五条：通信主管当局在法律上，技术上或收费上限制传播新闻或信息流动的做法应当受到谴责。

第六条：政府媒体必须享有编辑上的独立性并向各种不同的观点开放，这一点应当在法律和实践上予以确认。

第七条：国内的出版与广播媒体应当享有获得来自该国之外的新闻与信息服务的不受限制的权利，公众也享有接受或接收外国出版物或广播的类似自由而不受干涉。

第八条：国境应对新闻记者开放。不得对新闻工作者实行入境人员定额限制。对签证、出版许可证以及其他新闻业务所必需的文件的申请应迅速予以批准。外国记者应当被允许在国内自由旅行，并享有与官方或非官方的消息来源接触的权利。

第九条：通过许可证或其他资格认证制度的实施的对自由进入新闻界工作或对业务操作自由的限制应予以消除。

第十条：记者，类似于全体公民，应享有人身安全并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在战争发生地区的记者应被视为平民活动，并应比照其他平民活动享有各项权利和豁免权。

当我读到这十条宪章的时候，不禁感慨万分。这份宪章是由民间机构起草的，与联合国的宪章不同，它对世俗政府并没有法律约束的力量。强权者自可将它抛在一边，独裁者也可嘲笑它的迂阔。这是一群理想主义者的宣言，要在充满荆棘的现实世界中实现这些理想简直难于上青天。但是，人类的尊严正是在不断地向理想攀登的过程中得以展现的。再难，我们也不应当放弃。高勤荣也以他的生命实践加入到这一浩浩荡荡的队伍之中。我为拥有这样的一个同胞而感到骄傲。

新闻的自由是民主制度日常生活化的体现之一。民主不是一种仅仅写在书本上的奢侈品，而是落实到每个公民生活中的生活方式。罗伯特达尔在《论民主》一书中指出：“一种民主的文化几乎必定要强调个人自由的价值，从而，也必定会承认更多的权利和自由。希腊政治家伯利克里在公元前四百三十一年对雅典民主的评价也同样适用于现代民主：‘我们在我们的统治中所享受到的自由，也延伸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认同这种理念：只有“日常生活中的民主”才是真实的民主。而每一个公民的日常生活都与另外一个公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勤荣的自由也就是我们的自由，高勤荣的权利也是我们的权利。当所有的“高勤荣”都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的时候，我们自身的公民权利也就岌岌可危了。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晋中平原上那个无名的监狱中的无名的牢房。

那里，有一个蓬头垢面的囚犯。

然而，我相信他将被载入新闻史册。

attachment 5:  How did China government treat the SARS in the media before it became out of contr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