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Annual Report Executive Summary Chinese Translation (2019 年年度报告执行摘要中文译文)

2019 Annual Report Executive Summary

Chinese Translation

(2019 年年度报告执行摘要中文译文)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2019 年年度报告执行摘要中文译文

第一百一十六届国会

第一会期

本文件仅英文原文具法律约束力。本文件中文译文仅作参考之用。两者之间不一致之处均以英文原文为准。

执行摘要

主席声明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委员会）系由《2000年美中关系法》（《公法》第106–286号）授权成立，当时中国正在准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委员会的使命是追踪中国人权和法治的进展，并向总统和国会提交年度报告。委员会的使命还包括建立和保持一个中国政治犯数据库，这些政治犯因行使国际公认的公民和政治权利以及受中国宪法和其他国内法律保护的权利而被中国政府拘留或监禁。

委员会的《 2019年年度报告》涵盖的时段为2018年8月至2019年8月。本报告的全面调查结果和建议侧重于中国政府对国际公认人权的遵守或侵犯，包括言论自由、和平集会、宗教信仰和实践等方面的权利以及法治建设的任何进步或退步。正如本报告下文各章所述，过去一年里中国的人权和法治状况继续恶化。

委员会的任务之一是向国会和行政当局提出行动建议。除本报告包含的建议外，委员会还在过去一年里起草、编辑和支持了多项议案，此等议案的内容涉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权、香港自治和法治、西藏政策与人权、1989年天安门抗议活动30周年、以及以先进技术为辅助手段侵犯人权的行为。

过去一年里，委员会举行了多次国会听证会，议题包括“香港前途未卜：对自治的侵蚀和人权挑战”、“天安门事件30周年：审视中国压制手段的演变”和“共产党在中国对宗教的打压”。委员会还在纽约市与纽约和新泽西的藏族社区举行了公众议政会。委员会定期与非政府组织、学者、法律专业人士和人权倡导者举行情况介绍会和其他会议。委员会的政治犯数据库是记录中国政治犯的重要工具，并为美国政府官员、维权人士、学者、记者和公众提供了可公开获取的个人案件信息。

当立法和行政部门的决策者寻求促进中国人权和法治的更有效的战略时，委员会在报告情况、提高对侵犯人权行为的认识以及为美国决策提供参考信息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为有机会担任委员会主席和共同主席深感荣幸，并感谢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关注本报告中重点阐述的问题。

顺致敬意

吉姆·麦戈文，联邦众议员，主席

马可·卢比奥，联邦参议员，共同主席

概述

自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强行结束天安门广场和中国其他地方要求政治改革的和平抗议活动以来，三十年过去了。暴力镇压1989年的天安门抗议活动是历史上的一个关键转折点，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因此停止了开放和改革的试验，并加强了强硬路线，以防止独立公民社会的成长，加强对中国人民的控制。

自从天安门镇压以来，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动用巨资扩大了一个精心设计的威权体系，旨在以恐吓、信息审查甚至监禁手段阻止中国公民行使基本人权，包括言论自由、和平集会和宗教自由。当局打压和监禁呼吁民主改革的公民，包括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他曾参加天安门抗议活动，也是《零八宪章》的共同起草人。该《宪章》是一篇要求实行宪政和尊重人权的政治论文。天安门事件之后，刘晓波前后总共被关押近16年，最终于2017年在拘押中死亡。

在习近平于2012年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并于2013年担任国家主席后，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对治理、执法和司法的控制更加严格，人权倡导和政治改革的空间进一步紧缩。在习近平主席的任期内，当局在全国范围内对律师和维权者进行打压；紧缩公民社会、学术界和宗教的生存空间；通过一场反腐败运动清除了党内的政治反对派；并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反映了习近平无限期执政的意图。

在2019报告年度，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委员会）注意到，随着中国政府和共产党越来越多地使用法规和法律实施社会和政治控制，人权状况恶化，法治继续受到削弱。中国政府继续打压报道侵权行为的“公民记者”，中国主流媒体的新闻工作者把当今中国的情况描述为“全面审查时代”。滥用刑法和警察权力打压人权捍卫者、宗教信徒、少数族裔群体的趋势有增无减，而关于这种滥用职权行为的报道日益受到限制。

此外，中国政府在使用先进技术和信息来控制和压制中国人民方面已经变得更加高效。这种情况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尤其令人担忧，委员会认为中国当局可能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穆斯林犯下危害人类罪。在过去一年中，中国当局扩大了新疆的大规模法外拘禁营系统。尽管没有关于被拘禁者真实人数的公开报道，但专家估计目前或已经有一百万或更多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和回族人以及其他人被关押在大规模拘禁营中，并被虐待和强迫劳动。

在营地外，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在新疆建立了一个无所不在的高科技监视系统，一些观察者称之为“露天监狱”。该系统将面部识别摄像头和手机的实时监控功能集成于一个奥威尔式的监视平台，监视新疆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加强了中国官员对维吾尔族和该地区其他突厥穆斯林的控制。该监视系统在实施中常常由国内外企业提供协助，综合利用安全人员和监视技术，增强了中国官员镇压维吾尔人和新疆其他族裔的能力。

在2019年世界纪念天安门大屠杀30周年之际，中国领导人不仅拒绝对事件进行全面、公开和独立的报道，而且继续禁止遇难者家属举行任何公开的哀悼活动，并对有关1989年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事件的讨论进行信息审查。在天安门事件周年纪念日，数十万人聚集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参加烛光纪念活动。

在香港，数百万人走上街头，抗议香港政府提出的修改香港引渡条例的草案，该草案将使在香港的任何人——包括美国公民——都有可能被引渡到中国大陆，而大量证据表明中国大陆缺乏正当程序并滥用拘押手段。据组织者估计，2019年6月16日的抗议活动有200多万人参加，引发这次活动的原因是香港政府不愿正式撤回引渡条例修正案。随着抗议活动在整个夏季持续进行，香港警察对和平示威者使用了橡皮子弹、催泪瓦斯、胡椒喷雾和水炮。虽然香港政府对引渡条例修正案暂停审议，但示威者继续要求撤回该草案，并对香港警察和涉嫌与警方合作的犯罪团伙针对示威者过度使用武力的行为追究责任。

2019年的香港抗议彰显了前所未有的草根运动，反映出对香港自治权受到侵蚀的不满。在以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为基础并由香港《基本法》确立的“一国两制”框架下，中国政府同意允许香港 “高度自治”，并以通过普选产生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为“最终目标”。但是，香港当局没有在普选方面取得进展，而是起诉和判处民主派领导人，取消民主派立法委员的任职资格，罢免其职务，并提出了一项限制言论自由的新国歌法案。此外，中国大陆当局继续任意拘留于2015年首次被绑架的香港书商桂民海。前香港政务司司长兼立法委员陈方安生最近中肯地指出：“多么盼望北京能够理解香港的诉求以及我们所珍视的价值观，那样他们就可以利用这种能量使中国和香港双双受益。相反，他们想到的只是控制。”

在西藏，达赖喇嘛流亡在外已达60周年，在推动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或其代表之间真正对话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过去一年里，中国当局继续有计划地压制和平行使国际公认人权的藏人，并加强了对藏族宗教和文化生活的限制。进入西藏自治区（西藏）仍受到严格控制，国际记者报道说，要访问西藏自治区比朝鲜更难。在2019年3月发布的白皮书中，中国政府重申其拥有选择达赖喇嘛下一位转世灵童的唯一权力，侵犯了藏传佛教社群的宗教自由。

去年，作为实施新的宗教事务条例的一部分工作，中国政府继续大力打压未登记的基督教会。一项令人不安的变化是，一些拥有数百名信徒的教会受到正式禁止，包括北京市的锡安教会和守望教会、广东省广州市的荣桂里教会和四川省成都市的秋雨圣约教会。消息来源还说，贵州、河南、安徽和浙江等省的基督教会被关闭。

中国政府和共产党试图在国际上促使其政治模式合法化，同时阻止自由主义和普世价值观在中国内部植根。中国共产党的统战部和中宣部在中国境外日趋活跃，努力影响公众对中国政府的看法，同时消除据信对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议程的威胁。此类运作侧重于影响媒体，以重塑对中国、中国人以及中国政府活动的看法。这些活动的实际效果是输出共产党的威权主义价值观。在实施中，这种努力具有多种形式，例如干预多边机构；威胁和恐吓中国政府的批评者；对外国出版商和社交媒体公司施加审查；影响学术机构及其对中国历史和现行政策的批判性分析；迫使美国公司接受共产党的说法并将这些说法传达给美国决策者。由中国政府主导的海外投资与开发项目——如“一带一路”计划——极力推动非民主政治议程。就像在国内一样，中国政府试图将经济发展与政治控制相结合，以在不危及共产党的威权价值观的情况下利用市场。

尽管中国政府加大了镇压力度，中国人民继续活跃地组织起来倡导自身权利。在劳工领域，虽然当局在全国范围内扩大了对劳工维权人士和公民记者的打压，但过去一年中非政府组织和公民记者仍然记录了无数次罢工和其他劳工行动。在广东省深圳市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试图成立工会的工人在从2018年7月开始的镇压行动中被拘留。当局还拘留了这些工人的支持者，包括大学生、劳工权利倡导者和公民记者。截至2019年8月，其中许多人仍被拘押。今年早些时候，中国互联网技术人员发起了一场反对剥削性工作时段的运动，这种工作时段被称为“ 996工时制”，即上午9点至晚上9点，每周六天。许多中国公司采用该工时制度，如此长时间的工作违反了中国的劳工法。

中国妇女在聘用、工资和晋升方面继续面临严重的歧视，工作场所还存在性别偏见和性骚扰。来自维权活动的公众压力，包括受到“#我也是”激励的运动，促使中国官员开始制定旨在阻止职场性骚扰和性别歧视的政策。但是，执法不力的情况和歧视性法律仍然存在。

中国威权主义的崛起是21世纪最重要的挑战之一。在未来几十年中，全球挑战将要求中国发挥建设性作用，尊重和加强13亿中国人民的声音，而不是压制他们的声音。美国的外交政策必须优先考虑在中国促进普世人权和法治，不仅要尊重和保护中国人民的基本尊严，而且要更好地增进全人类的安全与繁荣。

 

重要调查结果

 

言论自由

• 中国政府和共产党继续限制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违反了国际人权标准。
•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关于中国遵守国际人权规范的第三次普遍定期审议（UPR）中，非政府组织（NGO）报告称中国政府和共产党侵犯了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非政府组织利益相关者对中国政府在普遍定期审议过程中的影响力表示关切。
• 中国新闻业的状况继续恶化。中国的一些专业新闻工作者将新闻业的当前状况描述为“全面审查时代”。此外，政府继续打压建立网站报道侵犯人权行为或与之关联的“公民记者”，例如危志立、杨郑君和柯成兵等关注劳工状况的人士被拘留。外国记者面临来自政府的多重挑战，包括监视、骚扰和阻挠。
• 政府和党继续将互联网安全与国家安全挂钩。去年，当局拘留并起诉了在网上批评政府官员和政策的人士。当局还审查或歪曲了政府认为“政治敏感”的一系列新闻和信息，包括天安门事件30周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人权状况、香港反对修改引渡条例的抗议活动、以及贸易问题。
•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重申要对大学实行思想控制，导致中国学术自由度下降。据报道，数百名学者（主要是维吾尔族学者）被关押在新疆大规模拘禁营；一些倡导劳工权利的大学生被拘留；批评政府和共产党的大学教师遭受解聘、停职和其他形式的纪律处分。

 

劳工权利

• 中国的法律和规范继续违反国际劳工权利标准，包括建立或加入独立工会的权利。中华全国总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组织，也仍然是中国法律允许的唯一工会组织。
• 中国政府没有公开报道工人罢工和抗议的次数，非政府组织和公民记者仍然难以全面获取关于劳工行动的信息。据总部设在香港的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工通讯记录，2018年发生了1702起罢工和其他劳工行动，比2017年的1257起明显增加。2019年3月，中国互联网技术人员发起了一场反对“996”的运动。许多中国技术公司采用这种工时制，即上午9点至晚上9点，每周六天。这场运动始于微软拥有的软件开发平台Github上的一个项目，它揭示该工时制违反了中国劳工法。该项目获得了20万颗星的点赞，显示它得到公众的广泛支持。

各行业罢工和其他工人集体行动百分比

	制造	建筑	交通运输	服务	其他	报道总次数
2018	15.5% (263)	44.8% (763)	15.9% (270)	13.3% (227)	10.6% (180)	1,702
2017	19.7% (267)	38.1% (518)	8.6% (117)	15.2% (207)	10.8% (148)	1,257

资料来源：《中国劳工通讯》。请注意，百分比表示在有记载的年度工人集体行动总次数中所占比例。

• 在2019报告年度，中国当局限制了公民社会组织在劳工问题上的运作能力，并且在全国范围内扩大了对劳工维权人士的打压。至2019年8月，当局继续拘留50多名工人和劳工维权人士，包括付常国、张治余（常被称为“张治儒”）和吴贵军。
• 中国当局和大学官员监视、骚扰并拘留了为劳工倡导权益的大学生和最近的毕业生。在广东省深圳市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独立工会的事件中，当局拘留了大约50名支持工人的维权人士，其中包括北京大学毕业生岳昕。 2018年10月，由于中国“严重侵犯学术自由的行为”，康奈尔大学工业与劳工关系学院暂停了与中国人民大学的两个学生交流项目。截至2019年5月，中国当局在北京大学拘留了21名马克思主义学会成员，包括邱占萱和张圣业。
• 政府数据显示去年工作场所死亡人数持续下降，但中国工人和劳工组织对安全设备和培训不足表示担忧。2019年3月，江苏省一次化工厂爆炸造成78人死亡，这是2015年以来中国最大的工业事故。

 

刑事司法

• 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官员继续滥用刑法和警察权力“维护稳定”（简称“维稳”），以期维持一党统治。中国政府利用刑法打压维权人士、宗教信徒和少数民族群体。
• 政府继续声称死刑仅限用于少数罪行和最严重的罪犯。据国际特赦组织估计，中国执行死刑的人数超过任何其他国家。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例如维族穆斯林——被判处死刑者占很大比例，原因之一是其宗教信仰。
• 过去一年里，当局继续使用各种形式的任意拘留剥夺个人自由，这种做法违反了国际人权标准。
• 当局对维权人士、律师、上访人员和其他人长期审前羁押，包括“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是一种可长达六个月的单独拘禁形式。当局还限制聘请律师，使被拘禁者面临被当局虐待的风险。

 

宗教自由

• 学者和国际人权组织说，过去一年里中国的宗教迫害是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最严重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变本加厉地推行宗教“中国化”，这项运动旨在把中国的宗教置于更严密的官方控制之下，并与官方认可的中国文化定义保持一致。当局扩大了“中国化”运动的范围，不仅针对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境外”宗教，还把汉传佛教、道教和民间宗教信仰纳入其中。
• 对回族穆斯林宗教自由的侵犯继续加剧，并计划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宁夏）实施目前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采用的“反恐”措施。宁夏是回族穆斯林最集中的地区之一。 2019年1月通过了一项把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五年计划。与此同时，现行政策包括要求伊斯兰教领袖和普通信徒展示其政治可靠性的措施。
• 中国当局继续对属于官方教会和家庭教会的中国基督徒进行更多的监视、骚扰和控制。委员会了解到，过去一年里有报道说一些未登记的大型教会被正式禁止，其中包括北京市的锡安教会和守望教会、广东省广州市的荣桂里教会和四川省成都市的秋雨圣约教会。中国外交部于2018年9月与罗马教廷签署协议，旨在为统一国家认可的教会和地下天主教社区铺平道路，但中国地方当局对天主教徒的迫害有增无减，其做法包括拆除教堂、拆除十字架和继续拘留地下教会的神职人员。
• 与往年一样，当局继续拘留法轮功学员，并严酷地对待他们。据报道，在2018年有931名法轮功学员被判犯有“邪教”罪。人权组织和法轮功学员记录了在关押期间学员遭受的胁迫和暴力，包括人身暴力、强迫服药和其他形式的酷刑。
• 地方上针对学生和各种专业人士的宗教禁令激增。共产党修改了其纪律处罚条例，对宣示宗教信仰的党员施加更严厉的处罚。

 

少数民族权利

• 当局对回族穆斯林的活动场所和设施进行破坏和改造，延续了最近的收紧趋势，而过去对回族社区相对宽容。这些变化缩小了回族穆斯林寻求与占主导地位的汉族不同的种族和宗教身份的空间。
• 内蒙古自治区的蒙古族牧民因失去传统放牧地举行示威并向政府请愿。与以往的报告年度一样，当局拘留了一些和平抗议的蒙古族牧民。

 

人口控制

• 尽管人口专家和人大代表从人口、经济和人权角度对中国政府的人口控制政策表示关切，中央政府当局仍然拒绝终止生育限制的呼吁。委员会注意到，继续有报道说非法怀孕和生育的家庭受到中国当局的威胁或实际处罚，包括高额罚款、解雇和堕胎。
• 中国政府推行的严格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中国社会的老龄化和性别比例失衡。在长达数十年的人口控制政策下，以强迫婚姻和商业性剥削为目的的人口贩运仍然是日益严峻的挑战。

 

专题：流动人口居住区成为“扫黑除恶”运动的目标 之一

• 中央当局于2018年发起的一场打击黑社会运动被用于打压边缘化群体。这场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既定目标包括确保中国的持久政治稳定以及进一步巩固共产党统治的基础。
• 委员会注意到，有报道说地方政府利用这场扫黑除恶运动打压上访者（向政府申诉冤屈的个人和团体）、宗教信徒、基层选举候选人和律师。一些地方政府还以扫黑除恶运动的名义加强了对内部流动人口居住区的监视。

 

妇女状况

• 从招聘和雇用到工资和晋升，中国妇女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面临着严重的歧视。性别偏见和工作场所的性骚扰是造成就业性别差距的主要因素。国家法律规定的育儿假和其他仅限女性的福利也造成了这种差距。
• 尽管受到官员的压制，但公开倡导妇女权利的独立声音继续影响着公众舆论和政策。在基层活动人士发起的维权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公众压力之后，中国官员提出了解决就业中性别歧视的政策。但是，执法不力的现象和歧视性法律依然存在。
• 30％的妇女经历过某种形式的家庭暴力，但截至2018年12月，即2016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通过近三年之后，中国法院仅发布了3718项保护令。

 

人口贩运

• 中国当局对新疆的维吾尔族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实施强迫劳动，让他们生产食品、纺织品和其他商品。
• 缅甸、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蒙古、朝鲜、巴基斯坦和越南等国的妇女和女童被拐卖到中国遭受强迫婚姻和性剥削；缅甸、蒙古、尼泊尔和朝鲜的人口被拐卖到中国遭受强迫劳动。一些中国国民则被拐卖到中国以外的地方，包括美国。
• 据报道，为赚取收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鲜）政府继续向中国派遣朝鲜国民，让他们在可能构成强迫劳动的条件下工作，这种做法可能违反了联合国的制裁规定。
• 香港仍然是拐卖在剥削性条件下工作的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外籍家庭佣工的目的地。

 

在中国的朝鲜难民

• 中国政府继续拘留在中国的朝鲜难民，并将他们遣返朝鲜。这些难民在朝鲜面临严厉的惩罚，包括酷刑、监禁、强迫劳动甚至处决。遣返朝鲜难民违反了中国根据国际人权和难民法律承担的义务，可能构成“帮助和教唆危害人类罪”。过去一年里，中国和朝鲜当局据报实施了更严格的边境管制，以阻止朝鲜难民出逃。
• 离开朝鲜的大部分朝鲜难民是妇女。中国政府拒绝承认这些妇女是难民，并拒绝为她们提供法律保护，可能助长了中国境内拐卖朝鲜妇女和女童的活动。中国父亲和朝鲜母亲所生的许多儿童由于在中国缺乏合法居民身份而被剥夺了受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务的基本权利，这种情况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和《儿童权利公约》。

 

公众健康

• 尽管中国政府过去十年来一直在努力改善质量控制，但有关食品安全和疫苗安全的丑闻在过去一年中仍层出不穷。分析人士认为其原因在于缺乏问责、监管能力薄弱、执法不力、腐败和偏好廉价商品的政府采购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2019年6月通过了一项新的疫苗管理法，旨在加强疫苗监督，对不合格或假疫苗的生产者进行处罚，并对劣质疫苗的受害者予以赔偿。
• 尽管制定了旨在改善食品和疫苗安全以及对有犯罪行为的公司和个人进行处罚的强有力法规，但当局继续拘留敢于直言和组织抗议活动的公民，包括受污染疫苗的受害者以及儿童受害者的家长。
• 据报道，中国当局继续把一些人强行关入精神病院，包括批评政府的人以及对政府官员和法律程序不满的人，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禁止此类虐待行为。

 

环境

• 由于当局自上而下地应对环境挑战、缺乏透明度并压制和拘留环保人士，环境污染仍然是中国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2018年的工作报告中阐明了中国政府的环境治理愿景，提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但是，公众在环境保护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依然有限。
• 2018年，由于中国国有银行资助了国际燃煤发电项目，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继续增加。尽管中国政府继续报告环境保护方面的进展，但2019年3月全球3000多个城市的空气污染排名显示，2018年100个污染最严重（按细颗粒物浓度计算）的城市中有57个在中国。

 

工商企业与人权

• 中国国内企业和外国公司涉入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严重侵权行为的可能性日益增大。例如，据专家记录，新疆的大规模拘禁营网络迅速扩大，当局利用这些设施任意拘押了一百多万人，主要是少数民族穆斯林。作为与新疆当局进行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一项内容，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拘禁营提供了监视系统。
• 过去一年里，委员会注意到有大量关于在新疆发生的强迫劳动的报道。一项调查发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使用强迫劳动的公司提供的物料已进入阿迪达斯、H＆M、耐克和巴塔哥尼亚等主要国际服装公司的供应链。
• 中国安全部门继续与国内公司合作，以扩大中国政府监控系统的覆盖范围和分析能力。据报道，中国的技术公司商汤科技、旷视、云从科技、依图科技和天地伟业都向中国当局出售了用于监视系统的技术。政府使用这项技术监视维权者以及被政府视为威胁的其他人士。

 

公民社会

• 在过去几年中，中国政府严厉压制人权律师、妇女权益倡导者、劳工维权人士、公民记者和上访者。与此同时，2016年通过的立法和法规改革继续实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作用和权限增加，导致非政府组织开展人权倡导活动的空间继续缩小。
• 中国政府强调海外非政府组织是对中国“政治安全”的威胁，但没有对该术语作出界定。中国政府援引这个意义模糊的术语来打压从事人权和法治倡导工作的组织。
• 中国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压制劳工维权活动，并将此类活动归因于受外国利益方驱使，增大了中国工人成立基层组织和维护自己的权利的难度。中国当局于2018年7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对劳工维权人士进行大规模打压，当时广东省深圳市佳士科技工厂的工人试图组织工会并获得了全国各地大学生和互联网用户的广泛支持。当局把劳工抗议活动说成是由“外国资助”的非政府组织策划的，并骚扰、殴打、拘留和起诉了劳工维权人士和支持者。
• 中国政府继续压制中国的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和疑惑人士（LGBTQ）的权利。LGBTQ人士面临诸多挑战，包括缺乏法律保护。中国政府打压了LGBTQ领域的组织和维权人士。尽管如此，LGBTQ维权人士仍然支持反对工作场所歧视和性骚扰以及信息审查的在线运动。中国政府并未遵循联合国机构关于LGBTQ保护的多项建议。

 

民主治理机制

• 中国的一党专制政治制度仍然不符合国际人权标准，因为当局剥夺了公民实质性参与选举程序和一般公共事务的权利。
• 随着习近平总书记继续推动依法治国，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规则，把党对政府和社会的控制方式和程度正规化。这些规则加强了党的全面权威，使习近平的个人领导集中化。其中一套规则把长期以来党对司法机关、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的控制权正规化。
• 中央政府还发布了政府人员管理规则，要求公务员接受政治灌输，并将政治因素作为职业发展的标准。党中央曾发布一份意见书，即使在工作时间之外也禁止官员表达与党的政策不一致的观点或“妄议”党的政策。
• 过去一年里，公民参加有限的地方选举的机会减少了。中国当局将基层委员会的选举频率从每三年一次减少到每五年一次，以便与相应的党内职务任期同步，从而“有利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 在国际舞台上，尽管存在侵犯人权的证据，中国仍坚决否认侵犯人权的行为。它进一步拒绝了关于停止任意拘留的建议，并拒绝了释放政治犯的呼吁。

 

获得司法公正的途径

• 中国当局继续支配司法机关，控制法律专业人士，并迫害人权律师，违反了《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 官方媒体宣传党对司法机构的绝对领导权对整个司法程序产生了负面影响。最高人民法院计划修改以往的司法解释，以符合经认可的政治思想。除非党指定专题，否则不发布任何新的司法解释。至于法律服务行业，司法部长敦促律师们“统一思想”，接受党对其工作的绝对领导。
• 当局继续把人权律师的法律代理服务视为对党的政治安全的威胁，继续以“颠覆国家政权”等罪名对他们提出刑事起诉。当局还限制人权律师的言论和行动，并在某些情况下吊销他们的律师执照。

 

新疆

• 过去一年里，新疆当局扩大了法外大规模拘禁营系统，任意拘禁了一百万或更多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回族人及其他人。营地的安全人员对被拘禁者施加酷刑，包括强迫服用药物、惩罚被视为宗教活动的行为、强迫劳动、过度拥挤、剥夺食物、政治灌输等等。由于新疆的拘禁营中人满为患以及当局希望隐瞒被拘禁者的信息等因素，当局将一些被拘禁者从新疆大规模拘禁营转移到中国其他地区的关押设施。据报告，一些被拘禁者由于条件恶劣、医疗疏忽或其他原因在营地死亡。
• 学者和维权团体基于现有证据提出了有力的论点，表明“危害人类罪”框架可能适用于新疆的大规模拘禁营。国际刑事法院的《罗马规约》第7条罗列了11项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的行为清单，其前提是“广泛或有系统地针对任何平民人口进行的攻击中，在明知这一攻击的情况下”。

《罗马规约》第7条所列行为	针对新疆突厥穆斯林所受待遇的可能应用
(e) 反国际法基本规则,监禁或以其他方式严重剥夺人身自由；	自2017年4月前后以来，在新疆的大规模拘禁营中任意长期拘禁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回族人和其他人；
(f) 酷刑；	新疆大规模拘禁营的安全人员对被拘禁者广泛施加酷刑，包括使用电击和在造成疼痛的身体部位加镣铐；
(h) 于政治、种族、民族、族裔、文化、宗教、第三款所界定的性别,或根据公认为国际法不容的其他理由,对任何可以识别的团体或集体进行迫害,而且与任何一种本款提及的行为或任何一种本法院管辖权内的犯罪结合发生；	安全人员拘禁了一百万或更多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和回族人；对新疆居民和平信奉伊斯兰教的行为实施严厉、广泛的限制；对新疆的突厥和穆斯林居民进行严密监视，设立检查站，恐吓和强迫收集生物特征数据。
(i) 强迫人员失踪。	在被关押在大规模拘禁营中的上百万或更多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和回族人中，新疆当局已强迫数百名知识分子失踪。

 

• 据报道，大规模拘禁营的被拘禁者包括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永久居民。美国官员在2019年3月表示，中国当局可能在大规模拘禁营中拘禁了几名美国居民。截至2019年4月，据报道当局拘禁了十多名澳大利亚居民。此外据报道，由于其父母在新疆的行动自由受到限制，至少有五名澳大利亚儿童无法离开新疆。
• 据报道，尽管其他亲人往往愿意照顾儿童，但当局仍将大规模拘禁营中被拘禁者的子女安置在新疆的孤儿院、福利中心和寄宿学校，引发了对强迫同化的关切。
• 新疆政府当局继续使用监视技术和其他措施加强国家对该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并借以确定送进大规模拘禁营的个人。据人权观察的一份报告说，当局继续使用称为“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一体化平台）的集中系统来汇编和分析通过新疆大规模监视机制采集的信息，以发现“非正常”行为，把打压对象送进大规模拘禁营或限制其行动自由。

 

西藏

• 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对外国记者、非政府组织、外国官员、学者和藏族侨民进入西藏自治区（西藏）和中国其他藏区实行了更严格的限制。中国当局要求所有前往西藏的外国游客申请特别许可证。游客必须由政府指定的导游陪同，并且只能参观受控制的地点。外国记者说，西藏的隔离程度比朝鲜更严重，这使中国政府可以掩盖侵犯人权的行为和破坏环境的大规模活动，例如修建拦河坝和采矿，并宣扬共产党及其措施使藏人受益并受到藏人的支持。

• 政府和共产党使用日益先进的技术，在西藏和其他藏族自治地区加强安全和监视，并继续开展“扫黑除恶”，以打压涉嫌组织或参加当局认为威胁政府控制或“社会稳定”的活动的藏人。
• 在“中国化”运动下，当局继续限制藏传佛教徒的宗教自由，该运动旨在使中国的宗教受到更严格的官方控制，并符合官方认可的对中国文化的解释。当局采取的行动包括对宗教领袖进行强制性政治教育、在有影响力的寺院进行大规模驱逐、禁止青少年从事宗教活动、以及用过去和现任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和习近平的形象取代藏传佛教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形象。
• 中国政府继续在西藏和其他藏区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包括修建水电大坝、采矿和重新安置藏族游牧民，而没有向藏族居民、独立环保非政府组织或维权团体征求意见。上述活动侵犯了藏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例如其居住权和生计权，并引发了环境科学家和环保人士对其区域性和全球性影响的关切。
• 达赖喇嘛于1995年5月认可的班禅喇嘛更登确吉尼玛于2019年4月25日满30岁，但仍被政府秘密关押在一个未知的地方。此外，共产党继续侵犯藏传佛教徒的宗教自由，继续推动它所选择的班禅喇嘛坚赞诺布公开露面，包括安排他首次出国访问，前往泰国和一个佛教圣地。这种做法进一步引发了人们的猜测，即中国官员将最终试图利用他来选择下一位达赖喇嘛。

 

香港和澳门的局势变化

• 委员会注意到，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的自治和基本自由受到进一步侵蚀。香港政府力求推动对香港引渡条例的修改，以允许把人员引渡至中国大陆，并授权行政长官在不经立法委员会（立法会）审查的情况下就个案做出遣送逃犯的决定。如果获得通过，该法案将使香港本地人和在香港过境、访问或居住的外国公民面临被引渡到中国的风险。
• 从2019年3月开始，在香港发生了一系列反对引渡条例修正案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参加者从数万至两百万不等，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担忧。尽管香港政府决定暂停（而非撤回）对引渡条例修正案的审议，但整个夏季抗议活动仍在继续。抗议者要求政府正式撤回引渡条例修正案，成立一个独立委员会调查抗议期间警方过度使用武力的报道，撤销把6月12日的示威活动视为“暴动”的定性，撤销对被捕的引渡条例修正案抗议者的所有指控，并推行民主改革，允许香港实行普选。
• 过去一年里，香港政府继续基于政治信仰和结社行为拒绝承认立法会以及地方选举候选人刘小丽和朱凯迪等人的参选资格，这种做法违反了《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第21条，该条例保障“在真正、定期之选举中投票及被选”的权利。
• 香港政府继续对公众抗议——包括2014年的民主抗议活动（“雨伞运动”）——的领导人和参加者追究刑事责任。 2019年4月，香港一所法院裁定雨伞运动的九名领导人犯有与“公众妨扰”有关的罪行，判处戴耀廷和陈健民有期徒刑16个月，并判处黄浩铭和邵家臻有期徒刑8个月。
• 香港政府限制言论、结社和集会自由，取缔了支持独立的香港民族党（HKNP），并拒绝了金融时报亚洲编辑马凯（Victor Mallet）的签证续延申请。马凯曾在此数月前主持了有香港民族党创始人陈浩天出席的活动。一次有异议艺术家巴丢草出席的活动因“安全考虑”被取消，据报道中国政府当局曾对艺术家巴丢草进行威胁。
• 中国政府在香港的影响力，以及香港官员自愿地顺其利益行事，显示了过去几年所观察到的自治度下滑的趋势有所延续。该趋势不仅关系到保护香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也影响到将来美国对香港的政策，因为有关政策是根据香港自治度而制定的。

• 在2019年澳门行政长官选举中，委员会没有看到澳门在实现全民普选方面取得进展。澳门前立法会主席贺一诚于2019年8月25日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赢得选举，因为他是唯一在拥有400名成员的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中获得足够提名的候选人。

 

 

对国会和行政当局的总体建议

随着中国政府和共产党继续侵蚀中国的法治和中国人民的人权，美国政府应当制定协调一致的政策，以反映为促进美国的利益以及渴望和平、权利保护、法治和真正的政治改革的中国公民的利益，有必要通过施加压力推动实现更大透明度、互惠性和对普世标准的遵从。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对普世人权和法治的共同承诺以及捍卫此等价值观的意愿是建立合作联盟、安全伙伴关系和多边协商机制的基础，而此等机制正是美国的力量所在。委员会谨提出以下建议，供国会和行政当局参考：

• 针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制定全政府统一方略。为了确保美国政府能够在战略上应对一个更专制的中国，总统应发布一项制定全面战略的政策指令，要求与中国政府互动的美国政府各部门将人权、法治和民主治理纳入其关键性使命战略。这项战略应包括在美国政府内部加强应对虚假信息、强迫性政治影响力运作和信息审查，尤其是针对中国海外侨民的措施。行政当局在制定该战略的过程中，应注意通过信息传播和计划实施反制对中国公民影响最大的侵权行为，特别是影响到工人、家庭、宗教信徒、少数民族团体、互联网用户、妇女和农村居民的行为；避免营造对华裔美国人不公平怀疑的气氛，因为他们通常是强迫性政治影响力运作的目标；并向在美国生活、学习或工作的中国国民说明其享有的权利。
• 解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的侵犯人权行为。行政当局应在美国政府内部统一应对政策，以解决新疆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包括采取下列措施：

• 利用《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公法第114-328号）规定的制裁措施，对参与大规模拘禁和监视维吾尔人及其他突厥穆斯林少数群体的中国企业和政府官员追究责任，并鼓励志同道合的盟友采取类似制裁措施。
• 把新疆政府和安全机构列入美国商务部的“实体名单”，对面部识别系统、机器学习以及生物识别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销售进行管制。
• 在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就新疆问题进行公开辩论，或至少按照“阿里亚办法”提交简报，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发起或签署关于新疆问题的共同声明。
• 制定与中国及上海合作组织其他国家进行反恐和执法合作的指南，以确保美国政府不容忍或协助中国当局打压国内政治异议或限制国际公认的人权。
• 与国会合作，通过提供信息和新授权的法律，包括出口管制和对美国政府从中国采购的限制，以便针对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暴行采取更强有力的应对方略，包括通过《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S.178 / H.R. 649）。

• 就侵犯人权行为追究中国政府官员的责任。对参与侵犯人权——包括严厉限制宗教自由和纵容人口贩运——的中国政府官员，除了根据《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实施的基于名单的制裁外，行政当局还应当战略性地使用下列法律中包含的机制对他们实施金融制裁或拒发美国入境签证：《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公法第105-292号）、《2000年人口贩运受害者保护法》（公法第106-386号）、《2016年朝鲜制裁及政策促进法》（公法第114-122号）和《2000年海军上将詹姆斯· 南斯对外关系授权法》（公法第106-113号，附录G）。
• 更新“天安门制裁”。国会应加强禁止向中国政府出售“犯罪控制和探测”设备（公法第101–246号第902节(a)(4)）的现行制裁措施，把相关服务和培训也列入制裁范围，并明文规定识别和管制大规模监视、创建预测性警务平台以及收集敏感的电子或生物识别信息所需的技术。
• 管控美国资本市场准入。对已经进入美国资本市场的中国公司和实体，行政当局应当查明它们是否为在中国（包括在新疆）侵犯人权提供了物质支持或技术能力，并将为侵犯人权提供支持的公司和实体编入名单，通过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加强信息披露要求，并提醒美国投资者这些中国实体在美国资本市场的存在。
• 对香港自治被侵蚀的问题做出努力。国会应通过《 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S.1838 / HR 3289）[1]，该法案要求每年对香港自治作出认证，从而促进定期进行关于如何根据美国法律保持香港特殊贸易和经济地位的讨论。该法案亦提供责任追究机制，以对压制言论和集会自由或破坏法治的香港和中国政府官员追究责任。
• 更新《西藏政策法案》。国会应更新《2002年西藏政策法》（公法第107-228号），以在美国政策中阐明达赖喇嘛的转世纯属宗教事务，应完全由藏传佛教社群决定。该法案应明确规定，干扰认可达赖喇嘛继任者或转世者的中国官员将受到与《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相似的金融、经济和签证制裁。行政当局应听取国会关于实施《2018年西藏旅行对等法》（公法第115-330号）的指导，并针对拒绝美国人进入藏族地区的中国官员采取该法律规定的制裁措施。
• 为支持中国人权发声。国会议员和行政当局官员，特别是总统，应定期与中国公民社会和人权捍卫者、香港公民社会、达赖喇嘛和其他流亡藏人（包括藏人行政中央）、维吾尔侨民以及其他人权倡导者和非政府组织会晤。美国总统表态支持中国的人权与民主至关重要。
• 应对互联网威权主义。由于互联网威权主义的发展是与中国政府外交政策相关的最紧迫的国家安全和人权挑战之一，因此行政当局和国会应在下列各方面共同努力：

• 与盟国和合作伙伴共同领导一项全球性努力，制定一套开发和使用人工智能（AI）的原则，以确保保护人权，包括隐私权。
• 启动一项数字基础设施计划，把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开发列为美国对外援助计划的优先事项，包括通过实施《2018年善用投资促进发展法》（公法第115-254号）。

• 反制互联网审查。行政当局应制定一项全面的跨部门行动计划，通过资助和广泛传播有效的技术来促进互联网自由，以便在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最大程度地普及互联网。该计划内容可包括积极反对中国政府建立新的“互联网主权”国际准则的企图、扩大对公民社会倡导者的数字安全培训、并以透明方式使用国会授权的资金来规避中国的“防火长城”。此外，行政当局应为美国政府官员（包括从事贸易谈判的官员）制定谈话要点，始终将新闻、言论和结社自由与中美利益联系起来，并指出审查制度妨碍信息流通，不利于解决公共卫生和环境危机、食品安全、腐败、以及公众关注的其他问题。
• 促进大学和智库资金的透明度。作为对美国《1965年高等教育法》（公法第89-329号）的任何修正的一部分，如果单一外国政府、机构或协会的年度捐赠超过一万美元，则国会应要求美国的高等院校公开报告所有此类外国捐赠、合同和实物捐助。还应要求美国智库和其他非政府组织在税务申报中公开披露所有外国赠款和捐款，以保持非营利资格。
• 抵制外国恶性影响。中国政府加强使用虚假信息、宣传、经济恐吓和政治影响力来削弱对普世人权的承诺并在全球推广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经济模式，针对由此带来的战略挑战，行政当局应向国会提交一项应对战略。行政当局应制定一项行动计划，以抗击中国政府在全球范围内的“锐实力”活动，监控外国影响力运作，并提供从事外国影响力运作的中国各部委、实体和个人的信息以及他们与中国共产党或政府的联系。国会应通过《抵制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政治影响行动法案》（S.480 / H.R. 1811），其中除其他优先事项外，还澄清美国政府的政策和声明应明确区分中国人民和文化与中国政府和共产党，确保中国中央政府和党的政治影响力运作不会导致华裔美国人或中国侨民在美国遭受负面影响。
• 扩大《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ARA）的授权。政府和国会应共同努力，扩大《1938年外国代理人登记法》（1938年6月8日法案第327章第14节）的授权范围，使监督和透明度要求涵盖外国代理之外的问题领域，以便应对美国当今面临的挑战，其中包括与中国驻美国使领馆合作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涉及的事件、美国大学和高中的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以及由接受中国资金的美国公司购买美国法规禁止出口的技术。
• 制定非政府行为准则。行政当局应与美国非政府组织和学术机构合作，制定与中国政府下属实体进行互动的行为准则，以帮助他们应对为在中国有效开展工作遇到的挑战，抵制具有操纵性、强制性或破坏民主制度的影响力运作，帮助保护人权和学术自由。
• 高度重视互惠。作为当前贸易谈判内容的一部分，行政当局应寻求达成一项行路规则协议，以纠正美中关系中长期存在的外交、投资、媒体以及文化和学术交流失衡问题，并向国会提交一项在美中关系中更普遍地寻求互惠的战略，特别是确保美国的媒体和非政府组织享有运作、出版和广播自由，一如日益增多的受中国政府主导和资助的智库、学术机构和媒体在美国享有的自由。
• 扩大全球联盟以促进人权。当美国政府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发挥有效的外交领导力时，国际社会对人权的反应将产生最大的影响。行政当局应向国会提交一项关于中国的多边人权外交战略，以便在中国政府利用多边机构破坏人权准则和妨碍对其未能履行国际义务的讨论时协调应对措施。作为该战略的一部分，行政当局还应考虑采取下列措施：

• 建立一个与志同道合的盟友协调人权外交和技术援助项目的公开机制，使所有参加国的专家和非政府组织能够实质性地参与其中。
• 鉴于为中国境内的公民社会组织提供资金日益受到限制，为中国境外的人权和法治倡导组织的能力建设计划增加拨款。
• 建立多国人权对话，由美国政府邀请没有与中国进行人权对话的国家（或那些被中国政府取消人权对话的国家）参加或观察与中国政府的正式讨论。
• 协调公开声明、外交文书和公共外交工作，谴责对中国政治和宗教犯的拘留以及中国的其他严重侵权行为，并以灵活多变的形式将有关这些努力的信息传达给中国人民。

• 高度重视通过外交接触终止酷刑和任意拘留。行政当局应高度重视终止中国拘留设施中的酷刑和一切形式的任意拘留，并在所有双边会谈中以及有美中两国加入的多边机构中提出这些问题。行政当局应开展大规模公共外交活动，并支持媒体的努力，以提高国际社会对政治犯和宗教犯“黑监狱”、精神病院、强制隔离戒毒所、公安局和国家安全部看守所、以及新疆的大规模拘禁营的认识。此外，对于协助个人向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提交材料的非政府组织项目，行政当局还应考虑给予资助，以便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联合国特别程序系统提供可操作的信息，并积累中国官员参与对政治犯和宗教犯施用酷刑和任意拘留的证据。
• 采取实质性行动消除人口贩运。中国因未达到消除人口贩运最低标准而被列为“第三级”国家，为采取相应措施，行政当局应使用《2000年人口贩运和暴力行为受害者保护法》（公法第106-386号）和《2015年纳入女童法》（公法第114-24号）提供的各种工具，包括对参与人口贩运的官员和实体实施制裁。此外，行政当局应向国会提交一项应对新疆强迫劳动问题的战略，包括公布从中获利的中国企业、协助公司在全球供应链中识别来自新疆的强迫劳动商品、扩大对《2015年贸易便捷化及贸易执行法》（TFTEA）（公法第114-125号）中“合理怀疑”标准的应用，以阻止强迫劳动商品进入美国。
• 保护朝鲜难民。行政当局应使用《2004年朝鲜人权法》（公法第108-333号）和《2016年朝鲜制裁及政策促进法》（公法第114-122号）提供的工具，把更多未经审查的新闻和信息传播至朝鲜和在中国寻求庇护的朝鲜人，包括通过叛逃者社区传播；对受益于朝鲜强迫劳动和协助朝鲜政府规避国际制裁的中国公司、个人或银行实施二级制裁。美国国务院朝鲜特别代表应向国会提交一项战略，以保护在中国的朝鲜难民，实施朝鲜人权状况调查委员会的建议，并促使关闭朝鲜和中国现有的、用于关押难民的监狱劳动营和其他形式的任意拘留设施。
• 为具体政治犯倡导权益。国会议员和行政当局最高层官员在与中国政府官员会晤时应提出具体的政治犯案例。经验表明，持续重点提出具体政治犯案例及其反映的更广泛的人权问题，能够改善政治犯在拘押中的待遇、减轻量刑、在某些情况下帮助他们从羁押、拘留或监禁中获释。行政当局应考虑设立宗教犯和政治犯特别顾问，以代表中国乃至全球的政治犯和宗教犯协调跨机构资源。鼓励国会议员“认领”具体囚犯，并通过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的“捍卫自由项目”为他们倡导权益。

 

来自行政当局的委员会成员一直参与并支持委员会的工作。本《年度报告》的内容——包括其调查结果、观点、法律结论和建议——不一定反映行政当局具体人士的看法或行政当局的政策。

委员会以17:0的票数通过本报告。

赞成通过：众议员McGovern, Kaptur, Suozzi, Malinowsky, McAdams, Smith, Mast和Hartzler；参议员Rubio, Lankford, Cotton, Daines, Young, Feinstein, Merkley, Peters和King。

值得关注的政治犯案例

委员会鼓励国会议员和行政部门官员查阅其政治犯数据库（PPD），以便获得具体政治犯或政治犯群体的可靠和最新信息。委员会的《2019年度报告》列举了一小部分值得关注的人士，他们由于以和平方式行使国际公认的人权而被中国当局拘留或判刑。委员会鼓励国会议员和行政部门官员在与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官员会谈时倡导这些人的权益。欲详细了解这些案例以及《年度报告》中提出的其他案例，请参阅委员会的政治犯数据库。

姓名 PPD案例编号		案例概述 （2019年8月）
Abdughappar Abdurusul 阿卜杜勒加帕尔 政治犯数据库案例编号: 2018-00645	拘禁日期：2018年7月 拘禁地点：未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被拘留。 罪名：未知 状况：判处死刑 背景信息：阿卜杜勒加帕尔是商人和慈善家，42岁，居住在伊宁市，被拘留的原因可能是自行朝觐，而不是参加中国政府组织的朝觐团。他的兄弟报告说，官员在不允许聘请律师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审判，把阿卜杜勒加帕尔判处死刑，并没收了其家庭财产。 补充信息：据报道，当局还于2018年4月拘留了他的妻子Merhaba Hajim，并把她关押在一个大规模拘禁营中。据报道她在拘禁中死亡。2017年，他们18岁的长子阿热尔从土耳其留学回国后被当局拘留。当局还于2018年7月前后拘留了阿卜杜勒加帕尔的弟弟阿卜杜卡迪尔和他的妻子（身份不明）。目前没有关于他们被拘留状况的详细信息。
Rahile Dawut 热依拉·达吾提 政治犯数据库案例编号: 2018-00552	拘禁日期：2017年12月 拘禁地点：未知，可能被关押在新疆的一个大规模拘禁营。 罪名：未知 状况：失踪 背景信息：维吾尔民族学家热依拉·达吾提失踪，据信被关押在一个大规模拘禁营中。朋友和其他观察人士认为，当局拘留她可能是由于她为保护维吾尔族文化和遗产做出的努力，也可能是由于她和外国的联系。她曾在新疆大学任教，并因其对传统维吾尔文化的学术研究而广受尊敬。 补充信息：据报道，至少有一名热依拉·达吾提的研究生也失踪了。
Tashpolat Teyip 塔西甫拉提·特依拜 政治犯数据库案例编号: 2019-00064	拘禁日期：2017年3月 拘禁地点：新疆某处未知地点 罪名：可能与分裂国家相关 状况：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背景信息：新疆大学校长塔西甫拉提·特依拜在准备飞往德国参加会议时在北京失踪。特依拜是一名维吾尔族地理学家，因其对环境的研究而享有国际声誉，当局指责特依拜和其他五名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是“分裂主义者”。据报道，当局严厉谴责特依拜的“两面性”，中国官员用这个术语指代假装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少数民族干部。特依拜的一名学生说，他在公开演讲时习惯用维吾尔语问候听众，这可能是导致当局将他作为整肃对象的一个原因。
Sanubar Tursun 塞努拜尔·吐尔逊 政治犯数据库案例编号: 2019-00071	拘禁日期：2018年下半年 拘禁地点：未知，可能被关押在新疆的一个大规模拘禁营。 罪名：未知 状况：未知 背景信息：维吾尔族著名歌手塞努拜尔·吐尔逊于2018年下半年在中国境内失踪。2018年11月，原定于2019年2月在法国演出的音乐会被取消，原因是负责与她联系的国际人士无法与她取得联系。当局可能已将吐尔逊判处5年徒刑，但消息人士无法证实这一点。
Bonkho Kyi 本考吉 政治犯数据库案例编号: 2012-00261	拘禁日期：2015年11月 拘禁地点：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的一处监狱 罪名：未知 状况：判处7年徒刑 背景信息：2015年10月至12月之间，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的公安人员拘留了至少8名被指控参与组织达赖喇嘛80岁生日纪念活动的藏人，其中包括本考吉，她曾协助组织一次纪念该生日的公众野餐。 补充信息：因纪念达赖喇嘛80岁生日而被拘留的其他藏人包括阿嘉嘉（Argya Gya/Akyakya）、次臣（Tsultrim/Tsulte）和次成（Tsultrim），所有这些人仍在拘押中。

 

Tashi Wangchug 扎西文色 政治犯数据库案例编号: 2016-00077		拘禁日期：2016年1月27日 拘禁地点：青海省东川监狱 罪名：煽动分裂国家 状况：判处5年徒刑 背景信息：藏族语言权利倡导者和企业家扎西文色（又名“扎西旺楚”）在互联网上进言，呼吁青海省政府改善双语教育，并雇用更多的双语公务员。在对扎西文色的审判中，当局把《纽约时报》的一部简短纪录片作为证据，其中描述他因藏语教育不足而试图提起诉讼。
Bian Lichao 卞丽潮   政治犯数据库案例编号: 2018-00176	拘禁日期：2012年2月25日 拘禁地点：河北省石家庄监狱 罪名：未知 状况：判处12年徒刑 背景信息：公安人员拘留了中学老师和法轮功学员卞丽潮，据称是因为他制作了DVD和其他材料来宣传与法轮功有关的神韵艺术团。 补充信息：2014年，当局还拘留了卞的妻子、女儿和另一名亲戚，原因是卞的女儿企图前往监狱探视。
Gao Zhisheng 高智晟   政治犯数据库案例编号: 2005-00291	拘禁日期：2017年8月 拘禁地点：北京市（未经证实）。高智晟在陕西省榆林市贾县的家中被软禁时被当局强迫失踪。 罪名：未知（如有） 状况：失踪 背景信息：高智晟目前被拘留的原因未知。自2006年8月以来，当局以各种形式拘押原律师高智晟（其律师执照于2005年被吊销），据报是因为他在土地征用案中代表被征地农民，并撰写公开信谴责对法轮功学员和基督徒的迫害。据报道，在被拘留期间当局对他动用了酷刑。

 

 

 

Huang Qi 黄琦 政治犯数据库案例编号: 2004-04053	拘禁日期：2016年11月28日 拘禁地点：四川省绵阳市看守所 罪名：为境外实体非法提供国家秘密和故意泄露国家秘密 状况：判处12年徒刑 背景信息：黄琦是一位公民记者，也是“64天网”的创办人。该网站报道了中国的上访者和其他人权问题。黄琦过去曾被判刑，原因是在网上发表有关1989年天安门抗议活动和法轮功的文章，并帮助2008年四川地震中丧生的孩子的父母。 补充信息：尽管黄琦患有危及生命的肾病，但当局拒绝了他的保外就医申请。自2018年12月以来，当局还拘留了黄琦85岁的母亲蒲文清，把她软禁在家中和医院里。
Jiang Wei 姜伟 政治犯数据库案例编号: 2018-00366	拘禁日期：2015年11月9日 拘禁地点：辽宁省女子监狱 罪名：未知 状况：判处12年徒刑 背景信息：姜伟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因其信仰被多次拘留。此前，当局曾于1999年判处她劳教3年，劳教期间她遭受电击和其他身体虐待。2004年，当局判处姜伟有期徒刑8年，后来把她送入精神病院。 补充信息：据报道，江在狱中遭受了虐待，包括辱骂、殴打和15天单独监禁。单独监禁时，她被关在一个很小以致无法站立的牢房中。她还被迫在牢房内进食和排便，里面充斥着苍蝇和蚊子。
Li Yuhan 李昱函   政治犯数据库案例编号: 2017-00361	拘禁日期：2017年10月9日 拘禁地点：辽宁省沈阳市第一看守所 罪名：寻衅滋事、诈骗 状况：审前羁押 背景信息：李昱函是一位律师，曾担任维权律师王宇的法律代理人，王宇在当局于2015年中期开始的打压维权律师的活动中被拘留。 补充信息：李昱函患有多种疾病，包括心脏病、高血压和甲状腺功能亢进症。据报道，看守所的工作人员指使其他被拘留者在李昱函的食物上小便，拒绝为她提供洗澡用的热水，拒绝给她治疗，并​​威胁将她殴打致死。2018年3月，李昱函为抗议虐待而绝食，导致看守所人员对她强行喂食。

 

 

 

Qin Yongmin 秦永敏 政治犯数据库案例编号: 2004-02138	拘禁日期：2015年1月9日 拘禁地点：湖北省广华监狱 罪名：颠覆国家政权 状况：判处13年徒刑 背景信息：秦永敏长期以来一直倡导民主，此前曾因参加民主墙运动服刑8年，又因共同组建中国民主党被判刑12年。他还与人共同创立了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观察（亦称为“玫瑰团队”）。2018年的一项法院裁决曾提及2012年秦永敏在香港出版有关和平民主过渡的著作。 补充信息：当局大约在拘留秦永敏的同一时间拘留了他的妻子赵素利。经过3年多的“强迫失踪”，赵素利于2018年2月前后回到武汉家中。当局在释放赵素利后继续限制她的活动。
Wang Yi 王怡 政治犯数据库案例编号: 2018-00615	拘禁日期：2018年12月9日 拘禁地点：四川省成都市看守所 罪名：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非法经营 状况：审前羁押 背景信息：在正式取缔四川省成都市的秋雨圣约教会前一天，当局拘留了这个未登记的基督教会的牧师和创始人王怡。与此同时，中国各地未登记的教会受到广泛打压。 补充信息：除王怡之外，当局还从2018年12月开始拘捕了至少一百名秋雨圣约教会成员。当局在释放许多成员后仍对他们进行监控，包括王怡的妻子蒋蓉。教会成员报告说，在拘留期间，他们被强迫服用未知药物，强迫认罪或诬陷王怡和其他教会领导人有不法行为。
Yue Xin 岳昕   政治犯数据库案例编号: 2018-00665	拘禁日期：2018年8月24日 拘禁地点：未知 罪名：未知 状况：失踪 背景信息：从2018年7月开始，当局拘留了与广东省深圳市佳士科技（Jasic) 工厂工人试图成立工会有关的60多人。8月19日，北京大学毕业生岳昕发表公开信，呼吁中央当局允许工人成立工会。8月24日，警方拘留了岳昕和为支持被拘留的佳士工人而聚集在深圳的大约50人。 补充信息：截至2018年12月7日，当局继续关押至少32名与佳士抗议有关的人士。2019年1月，岳昕和支持佳士工人的其他学生出现在一个视频中，似乎是被强迫供认。
Zhang Haitao 张海涛 政治犯数据库案例编号: 2015-00343	拘禁日期：2015年6月26日 拘禁地点：沙雅监狱 罪名：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为境外的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者情报 状况：经审理被判处有期徒刑19年，上诉后维持原判 背景信息：据报道，2015年6月，作为该地区“维稳”工作的一部分，新疆乌鲁木齐市当局发起了“清理网络活跃人士”运动。当局拘留了张海涛，原因是他在网上批评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
Zhang Zhiyu 张治余 政治犯数据库案例编号: 2019-00117	拘禁日期：2019年1月20日 拘禁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看守所 罪名：聚众扰乱社会秩序 状况：正式逮捕，等待审理 背景信息：张治余（常被称为“张治儒”）是当局于2019年1月拘留的五名劳工权益倡导者之一。这次拘留行动看来是持续打压基层劳工维权活动的一项内容。张治余是他于2007年创立的深圳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的负责人，曾参与许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劳资纠纷。

 

此外，委员会鼓励国会议员和行政当局官员为日益增多的因在香港促进民主或人权而受到起诉和监禁的人士倡导权益。欲详细了解以下案例，请参阅《2019年度报告》第六节——“香港和澳门的局势变化”。

Chan Kin-man 陈健民

拘禁日期：2019年4月24日开始服刑 拘禁地点：香港新界西贡区壁屋监狱 罪名：串谋犯公众妨扰罪、煽惑他人犯公众妨扰罪、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罪 状况：判处一年零四个月徒刑，已上诉 背景信息：香港中文大学陈健民教授、香港大学戴耀廷教授和朱耀明牧师在2013年发起了“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的和平运动，要求在2017年行政长官（CE）选举和2020年立法会选举中实行普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14年8月宣布2017年不通过普选选举行政长官的决定后，陈健民和其他一些人动员支持者抗议该决定，这场抗议后来被称为“雨伞运动”。抗议者占领香港中环长达79天，要求实行选举改革和普选。 补充信息：香港当局针对9名民主倡导者在雨伞运动中的活动提起与公众妨扰有关的指控。2019年，香港一所法院于4月9日裁定他们有罪，并于4月24日判处陈健民和戴耀廷有期徒刑1年零4个月，判处朱耀明有期徒刑1年零4个月，缓期两年执行。2019年8月15日，戴耀廷被保释，等待上诉。

 

 

政治犯数据库

 

建议

鼓励国会议员和行政当局官员在撰写为政治犯或宗教犯争取权益的信函或准备前往中国的公务旅行时：

• 查阅政治犯数据库（PPD）中有关个别政治犯或政治犯群体的可靠和最新信息(https://ppdcecc.gov)。查阅具体政治犯的数据库记录，了解有关该案例的更多详细信息，包括政治犯被指控的罪行、官员们违反的具体人权、法律程序所处的阶段以及拘留或监禁地点（如果已知）。
• 为前往中国的官方和民间代表团提供咨询，让他们向中国官员提供根据数据库记录编制的政治犯和宗教犯名单。
• 敦促参与姐妹州和姐妹城市关系的美国州和地方官员以及公民查阅委员会的数据库，并帮助争取中国的政治犯和宗教犯获释。

一个功效巨大的维权资源

委员会2019年度报告提供的有关中国政治犯和宗教犯的信息具体反映了对人权和法治的践踏。许多侵权行为源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政策和法律的运用。委员会的政治犯数据库（PPD）是一个由委员会编制和保存的公开在线数据库，委员会把它用于自己的研究，包括编写年度报告，并在日常工作中把它用作一个信息资源，编写为政治犯和宗教犯权益倡导活动提供支持的信息摘要，供国会议员和行政当局官员使用。委员会邀请公众阅读本年度报告中有关中国政治关押的具体内容，并存取和使用PPD，网址为https://ppdcecc.gov。 （有关PPD的信息亦可访问https://www.cecc.gov/resources/political-prisoner-database。)

截至2019年7月31日的12个月期间，PPD收到大约306,974个关于政治犯信息的在线请求 - 比截至2018年7月31日的12个月期间委员会2018年度报告中报告的502,900个请求减少大约38.96％。在截至2019年7月的12个月期间，美国仍然是提出信息请求最多的国家，约占所有请求的27.2％。中国处于第二位，约占20.5％，其次是乌克兰（3.9％）、印度（2.9％）、英国（2.6％）、香港（2.3％）、巴西（1.9％）、加拿大（1.8％）、俄罗斯（1.7％）、法国（1.6％）和韩国（1.4％）。

在委员会的2019报告年度，不提供注册人姓名或域类信息的互联网协议地址是在线信息请求的最大来源，在截至2019年7月的12个月中收到的总共306,974个信息请求中占大约52.6％。其他来源的请求数量大致如下：以.com结尾的域名名列第二，占PPD信息请求总数的18.9％。以.net结尾的域名名列第三，占在线信息请求的8.8％。其次是美国政府（.gov）（1.7％）、巴西（.br）（1.6％）、印度（.in）（1.3％）、德国（.de）（1.0％）、意大利（.it）（0.9％）、中国（.cn）（0.9％）、欧盟（.eu）（0.7％）、墨西哥（.mx）（0.7％、）。土耳其（.tr）、法国（.fr）和俄罗斯（.ru）域名各占信息请求的0.6％。

政治犯

PPD旨在为用户提供可靠和最新的政治犯信息。基于其各自的专业领域，委员会工作人员努力保持和更新政治犯记录。工作人员力求客观地分析具体政治犯的信息以及在中国引发政治和宗教关押的事件和趋势。

截至2019年9月1日，PPD包含关于中国9933起政治或宗教关押案件的资料。其中1587例是目前已知或据信正被拘留或监禁的政治犯和宗教犯案件，8346人已知或据信被释放、处决、在监禁期间或释放后不久死亡、或逃脱。委员会指出，中国目前涉及关押的政治犯和宗教犯案件远远不止1587起。委员会工作人员不断努力，继续向PPD添加政治和宗教关押案件。

在PPD刚刚启用时，位于旧金山的对话基金会和设在伦敦的前西藏信息网络与委员会分享了他们从事中国政治犯和宗教犯工作的丰富经验和数据，为委员会建立数据库提供了帮助。对话基金会继续提供此类帮助。委员会依靠自己的工作人员研究政治犯信息，同时收集非政府组织（NGO）、专门从事促进人权和反对政治和宗教关押的其他团体以及其他公开信息来源提供的信息。

功能更强的数据库技术

自2004年11月启用以来，对于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其他政府、非政府组织、教育机构以及研究在中国关押的政治和宗教犯或为囚犯争取权益的人士而言，PPD一直是一个独特的、功效巨大的资源 。2010年7月的PPD升级显著利用了委员会的信息和技术资源能力来支持此类研究、报告和维权活动。

2015年，委员会增进了PPD的功能，使委员会、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其他政府、非政府组织和个人能够加强对中国政治和宗教关押的报道，并加强为中国政治犯争取权益的工作。升级允许对PPD进行全文搜索和基本搜索，并提供选项，在提供搜索结果时可包括或不包括政治犯照片。此外，2015年的新增功能允许每一个PPD案例记录的简短摘要，以容纳更多案文，并更容易与外部网站链接。

PPD旨在提供一种具有足够效能的技术来应对中国政治关押的范围和复杂性。PPD最重要的特征是它具有真正的数据库结构并使用强大的查询引擎。每个政治犯的案例记录都描述了导致该政治犯被拘押的中国当局的侵权行为类别。这些类别包括对以下权利的侵犯：和平集会、宗教自由、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包括倡导和平的社会或政治变革的自由以及批评政府政策或政府官员的自由。

PPD的设计允许任何能够访问互联网的人查询数据库并下载政治犯数据，而无需向委员会提供个人信息，也无需PPD将任何软件或Web cookie下载到用户的电脑。用户可以选择创建用户帐户，以便保存、编辑和重新使用查询，但PPD不要求用户提供任何个人信息来设置此类帐户。设置帐户时，PPD不会将软件或Web cookie下载到用户的电脑。保存的查询不存储在用户的电脑上。用户指定的身份代码（可以是别名）和密码是设置用户帐户所需要的唯一信息。

具体调查结果和建议

下文是本年度报告各章节陈述的具体调查结果的概要，它涵盖了委员会追踪的各个领域。在每一个领域中，委员会列出了一组值得在下一年度关注的问题，并遵循委员会的法定职责，就每一个领域向总统和国会提出一组建议，以便采取立法或行政措施。

言论自由

调查结果

• 2018年3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公布了一项大规模重组计划，对党组织和中国政府机构的职权和管理职责作了改动。其条文通过赋予党中央宣传部直接控制新闻、出版和电影行业的职能加强了党的思想控制。该计划还把中国三大广播新闻实体——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合并成一个新成立的“超大型”机构，称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国际上则称为“中国之声”。
• 一些国际新闻自由组织再次将中国列为全球新闻自由限制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政府依然是世界上关押记者最多的政府之一，估计被拘留或监禁的记者人数在41人到50多人之间。当局拘留了人权监督网站“权利运动”的执行主任甄江华，并对他进行了非公开审判。被拘留的其他公民记者包括“六四天网”的黄琦、姜成芬、王晶、陈天茂、杨秀琼，以及“民生观察”网站的刘飞跃和丁灵杰。
• 根据驻华外国记者协会（FCCC）的数据，2017年外国记者在中国的工作条件普遍恶化。 FCCC的一项调查显示，官方对外国记者、新闻助理和消息来源进行了骚扰；当局试图干涉对“敏感”问题的报道；前往中国边境地区和少数民族自治地区旅行受到限制；签证续签申请被延迟批准或拒绝。中国官员拒绝承认FCCC的调查结果，一名官员质疑FCCC的合法性，声称它是一个“未注册的非法组织”。
• 过去一年里，当局继续制定新法规，以控制和审查在线新闻和媒体机构、技术公司和社交媒体用户，并在此过程中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 委员会注意到，有报道说某些新闻报道主题受到审查，包括西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少数民族地区；台湾和香港；法轮功精神运动；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周年纪念日。在本报告年度，由于有两个重大政治事件—— 2017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2018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咨询机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年度会议——对新闻以及社交媒体对新闻的评论的审查格外严密。

• 尽管实行严格而广泛的审查，但社交媒体平台仍然是中国公民的日常表达渠道，可用于讨论对许多新闻事件和公共利益问题的担忧。去年，此类担忧包括中国大学校园中的性骚扰；电视上的种族主义；强行驱逐北京市成千上万的外地人口；取消中国宪法规定的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还有许多帖子抗议中国国家主席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大权独揽。
• 委员会注意到的许多事例表明中国政府和共产党违反国际人权标准和中国宪法关于言论自由的规定，例如阻止作者贾平凹前往2018年1月在纽约市举行的国际文学研讨会；拘留为政治犯家属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多名社交媒体管理员——其中郭庆军被逮捕；宣布把西藏语言维权人士扎西·文色判处五年徒刑；作家和民主倡导者杨同彦（笔名杨天水）在保外就医期间死亡。虽然中国政府允许作家和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在被任意软禁近八年后于2018年7月前往德国，但维权人士担心她的言论自由会受到限制，因为中国政府不允许她的弟弟刘晖和她一起离开中国。

建议

委员会鼓励国会议员和行政当局官员：

• 更广泛地公开表达——包括在美国政府最高层——对中国新闻自由的关切，谴责下列做法：骚扰和拘留国内记者和外国驻中国记者；拒绝、威胁拒绝或延迟外国记者签证；审查或屏蔽外国媒体网站。始终将新闻自由与美国利益联系起来，指出对新闻记者和媒体网站的审查和限制如何在公众关注的问题上（包括公共卫生和环境危机、食品安全和腐败）妨碍信息自由流通，并对试图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媒体和企业构成贸易壁垒。在未来的双边对话期间向中国官员提出这些问题。就中国对待外国记者的方式评估其违反世贸组织或其他义务的程度。
• 保持并酌情扩大开发和广泛传播有关技术的项目，以帮助中国的人权倡导者和公民社会组织规避互联网限制，存取和共享受国际人权标准保护的内容。保持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媒体署（原名“广播理事会”）的中国互联网自由项目，为博客作者、记者、公民社会组织以及中国的人权和互联网自由倡导者提供网络安全培训和能力建设。
• 在所有适当的双边讨论中向中国官员说明，当中国政府限制政治辩论、倡导民主或人权的活动以及其他形式的和平政治表达时，美中关系就会遭受损失，中国公众对政府机构的信心就会减弱。强调这种限制超出了关于限制自由言论的国际标准，特别是《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第19条和《世界人权宣言》(UDHR) 第19条规定的标准。强调这种限制削弱了对媒体和政府机构的信心。就定于2018年11月举行的有关中国的下一次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提出问题，要求中国说明采取什么步骤来确保其对自由表达的限制符合国际标准。
• 敦促中国官员停止非法拘留和骚扰由于行使言论自由权而受到报复的维权人士、律师和记者。要求官员释放或确认释放了因行使言论自由权而被拘留或监禁的人士，如甄江华、刘飞跃、黄琦、丁灵杰、姜成芬、王晶、陈天茂、杨秀琼、郭庆军、扎西·文色以及本报告和委员会政治犯数据库中提及的其他政治犯。在双边对话和多边机构中提出这个问题，如定于2018年11月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

劳工权利

调查结果

• 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总工会”）仍然是中国法律允许的唯一工会组织。2018年1月，由政府运营的新闻机构新华社报道，2017年全国总工会有3.03亿会员。美国政府和国际观察人士指出，全国总工会通常优先考虑中国共产党的利益，而不是工人的利益，并没有有效地代表工人。
• 中国工人的集体谈判权在法律上和实践中继续受到限制。观察人士指出，工人需要建立真正独立于政府和企业利益的工会。除了限制有效的工会代表权外，当局还限制了中国劳工非政府组织培训工人提高集体谈判的能力。
• 在本报告年度，中国当局继续严格限制公民社会组织处理劳工问题的能力，包括获得外国资金的国内组织和国际公民社会组织。自2015年12月开始镇压劳工非政府组织以来，公民社会组织的情况没有改善；相反，在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的第一年中，公民社会组织的境况进一步恶化。
• 中国政府没有公开报告工人罢工和抗议活动的次数，非政府组织和公民记者在获取有关工人行动的全面信息方面仍然面临困难。据设在香港的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工通讯（CLB）从传统新闻和社交媒体收集的工人行动数据，2017年发生了1257次罢工。据该组织通讯部主任估计，中国劳工通讯记录的中国工人行动大约占2013年至2017年总数的5％至10％。
• 据报道发生了一些大规模的工人行动，包括2018年3月上海市长宁区大约3000名环卫工人抗议减薪。同样是在2018年3月，广东省珠海市五家工厂的6000名工人抗议出售这些工厂的计划。2018年4月，起重机操作员在中国19个省份罢工，抗议低工资。
• 过去一年中，拖欠工资的问题依然存在，在一些行业中情况恶化，中央当局重申了2016年提出的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目标。 2017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拖欠工资的新办法，重申了2016年一份国务院意见书中提出的解决该问题的目标。
• 在本报告年度，政府数据显示工作场所死亡人数持续下降，但委员会继续看到劳动安全法律和法规执行不力的报告。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7年工作场所事故死亡人数共计37,852人，低于2016年的43,062人和2015年的66,182人。据报道，煤矿死亡人数在过去十五年中大幅稳步下降，2017年降至375人，而2002年曾高达7,000人。
• 2018年3月，作为一项广泛的政府重组计划的内容之一，中央政府宣布了撤销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的计划，将安全生产责任转移到新成立的应急管理部。中国劳工通讯对这项官僚体制的变化提出批评，认为该变化突出表明“中国政府更关注灾害管理和控制，而不是首先防止工作场所事故”。

建议

委员会鼓励国会议员和行政当局官员：

• 敦促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因行使其合法权利而被监禁或拘留的劳工维权人士，特别要提及卢昱宇和符天博的案件。
• 呼吁中国政府尊重国际公认的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利，并允许工人组织和成立独立的工会。在所有适当的贸易谈判以及双边和多边对话中对中国共产党在集体谈判和工会代表选举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表示关切，强调在市场经济中，工资水平应通过劳资双方的自由谈判来确定。
• 促进和支持政府官员、学者、法律专家和公民社会团体之间就劳工问题展开双边和多边交流，如言论自由、集体谈判、就业歧视和职业卫生与安全等问题。寻求机会支持能力建设项目，以增强捍卫工人权利的中国劳工和法律援助组织。
• 适当时将有意义的公民社会参与纳入双边和多边对话、会议和交流。邀请国际工会和劳工非政府组织以及来自所有参与国的国内公民社会团体观察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对话。
• 为国际劳工组织（ILO）与中国的技术合作项目提供资金，以支持中国加强与国际劳工组织的接触与合作。要求国际劳工组织在遵守核心劳工标准方面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包括保障结社自由和组织工会的权利。

刑事司法

调查结果

• 在委员会的2018报告年度，当局继续使用各种形式的任意拘留——例如法外“黑监狱”和强迫没有精神病的人入住精神病院——来剥夺个人自由，违反了国际人权标准。当局还继续使用多种行政拘留形式，避开了司法监督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刑诉法”）保护被拘留者权利的规定。
• 2018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授权国家监察委员会（“国监委”）使用“留置”等方式调查可疑的官员不当行为，这是一种法外形式的拘留，它允许国家监察委员会官员在不保证可以聘请律师的情况下执行拘押。 据报道，2018年5月发生了第一例“留置”中死亡事件，死者名叫陈勇。据报道，陈的尸体显示他曾经遭受虐待，官员称陈在审讯期间“猝死”，但未指明死因。
• 当局继续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宽泛条款——例如“危害国家安全”和“寻衅滋事”等罪名——执行拘留，以制止维权活动和受国际人权标准保护的其他活动。
• 当局继续践踏被拘留者根据《刑诉法》所享有的权利。一些被拘留者作出了似乎是照本宣读的、受到逼迫的供认，有时是在视频中。例如，瑞典公民桂民海在与瑞典外交官前往北京市接受医疗检查途中被拘留，后来他在电视节目中供认，说是与瑞典当局合作试图离开中国。在另一起案件中，台湾大学雇员和非政府组织志愿者李明哲在法庭上作出显然被强迫的供认，承认“颠覆国家政权”。官员们拒绝了一些被拘留者聘请律师的权利，例如人权网站编辑丁灵杰和网络评论员陈杰人。
• 当局对一些维权人士、律师、上访人员和其他人进行长期审前拘留，包括“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是一种可以持续六个月的单独监禁，限制与律师接触，使被拘留者可能受到当局虐待。据报道，维权律师王全璋自2015年7月10日被当局拘留以来，观察人士一直无法与他联系。他的妻子于2018年7月报告说，另一名律师声称在天津市一个看守所看到了王全璋。据报道，当局推迟了预定于2018年6月20日对“六四天网”创始人黄琦的审判，黄琦在2016年11月28日被当局拘留。根据2018年8月18日的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当局尚未设定新的审判日期。当局还对维权律师余文生和环境保护请愿人嵇书龙执行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 在某些情况下，当局继续折磨和虐待被拘留者。据报道，辽宁省沈阳市的官员拘留了维权律师李昱函，并允许其他被拘留者将她的食物扔在地板上，对她的食物小便，并对她泼冰水。有报道说，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的官员给武全律师带上兜头帽，把他带到一处地下室，绑在审讯椅上48小时，并且在最初的24小时内不给喝水、睡觉和足够的衣服。
• 当局继续开发基于技术的手段，以帮助公安人员跟踪感兴趣的人，部分是基于大规模——有时是非自愿——收集的个人数据，导致人们对隐私和公安人员加强打压维权人士及其他目标人士的能力表示担忧。当局收集个人数据（包括生物识别数据）的方式似乎显然了国际人权文件中规定的隐私保护，而且委员会没有看到中国政府为使此类信息收集或使用符合国际标准而做出任何努力。
• 中国政府继续声称死刑仅仅适用于少数罪行和最严重的罪犯，但据国际特赦组织估计，中国执行死刑的数量超过其他所有国家的总和。中国继续把关于死刑的统计数据视为国家机密，委员会没有看到关于死刑总数的官方报告。2017年12月，广东省汕尾市陆丰市当局在一个体育场举行公开审判，以谋杀、抢劫和与毒品有关的罪名判处10人死刑，并立即处决。在过去一年中，委员会没有看到为禁止从被处决的囚犯身上采摘器官而制定规则。在2018年于梵蒂冈举行的反贩运会议上，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负责人报告说，在过去10年中，当局因非法器官移植逮捕了220人，并指出当局继续打击这种行为。

建议

委员会鼓励国会议员和行政当局官员：

• 呼吁中国政府公开承诺一个具体的时间表，批准《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中国政府于1998年签署该公约，但迄今尚未批准。
• 在广泛的双边和多边会谈中与中国官员讨论对批评政府者和维权人士的保护。向中国政府强调在刑事案件中确保程序合规和有效法律代理对基于规则的治理目标的重要性。公开表示支持那些因无事实根据的刑事指控和明显的政治或宗教原因被剥夺自由的人权倡导者。
• 敦促中国官员停止一切形式的任意拘留以及不符合《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和其他国际人权文件规定的公平审判标准的非司法拘留形式。
• 与中国官员磋商，推动他们采纳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2016年2月提出的关于中国遵守《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UNCAT) 的建议，例如敦促撤销允许“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法律条款。进一步鼓励中国官员向所有要求访问中国的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和其他特别程序发出邀请。
• 敦促中国官员采用一个法律和监管框架，制定符合国际人权标准的信息技术警务规范。例如，该框架应包括隐私保护、对警方未经同意收集个人信息的权限的限制、以及针对歧视行为的保护机制，包括不基于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身份进行行为判定。鼓励中国官员要求使用信息技术的警察接受适当的人权培训，并对授权或执行防范性拘留的官员实施严厉处罚。
• 向中国政府强调有必要就处决人数和相关情况提高透明度，并敦促中国官员进一步减少适用死刑的罪行。敦促中国政府在国家立法中明确禁止从被处决的囚犯身上摘取器官。
• 继续支持与有志于改革的中国组织和个人（包括政府内部和非政府）合作的美国机构的项目，并在适当情况下扩大支持范围，以期通过比较和经验分享改进刑事司法程序。例如，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经验可以在多方面为中国提供借鉴，包括减少对供词的依赖、增强证人在审判中的作用、以及建立更可靠的死刑复核程序。

宗教自由

调查结果

• 中国法律和国际法都提供宗教自由保障。尽管有这些保障，但委员会继续看到普遍、系统性地违反宗教自由原则的现象，因为中国当局对中国公民的宗教活动行使广泛的自由裁量权。
• 在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领导下，“宗教工作”对中国共产党议程的重要性经历了“空前提高”和“重大创新”。在本报告年度，党和政府官员继续强调宗教事务中的几项关键政策原则。这些原则包括“引导”宗教团体支持党的领导和政治制度；影响中国的宗教活动，以促进宗教融入中国文化（“中国化”）；并利用中国宗教团体促进与其他国家的联系，特别是“一带一路”项目的东道国。
• 2018年3月，党提出了对党和政府机构进行全面重组的计划，其中包括把国家宗教事务局（国家一级负责宗教事务的政府机构）并入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部（“统战部”），并由统战部直接负责执行中国的宗教政策。
• 在修订后的《宗教事务条例》于2018年2月1日生效后，中国政府的宗教监管框架对宗教自由施加了更多的限制。修订条款增加了对宗教活动的官方控制和审查。修订本还对违反条例的行为规定了新的法律责任和处罚。宗教信仰者和学术专家预测，这些限制会增加官方对宗教团体的压力，特别是那些没有在政府登记的宗教团体。许多团体拒绝登记，因为登记需要接受国家认可的爱国宗教协会的指示。其他法律和党的政策也继续限制公民拥有宗教信仰和从事宗教活动的自由。
• 政府和党的官员虽然很少直接打压中国的佛教和道教团体，但继续对这些宗教进行广泛的监管和控制。官方监管还包括限制旨在遏止对佛教和道教宗教活动商业化的意识。
• 政府保持了限制中国天主教会自由的措施，阻碍由根据天主教信仰标准挑选并开展事工的神职人员带领教会。政府还继续骚扰、拘留或者隔离关押某些主要的天主教神职人员。 2018年5月，全国性天主教会组织通过了中国天主教“中国化”的五年计划。
• 党和政府官员继续限制中国基督教徒的宗教活动，一些信徒因宗教活动受到骚扰、监视、拘留、监禁和其他虐待。倡导宗教自由的美国组织对华援助协会（ChinaAid Association）报告说，2017年受到官方迫害及其行动影响的信徒人数比上一年有所增加。中国宗教和社会领域的学术专家表示，压制的持续升级部分是由于党的官员担心基督教会对党垄断政治权力构成挑战。在多起事件中，当局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0条以“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为由拘留了家庭教会成员。
• 委员会注意到有关通过骚扰、任意拘留和起诉继续镇压法轮功修炼者的报道。国际组织对有关囚犯（包括法轮功修炼者）器官被用于中国的许多器官移植手术的报告继续表示关切。中国卫生官员声称器官采集制度已经按照国际标准进行改革，但医疗专业人士和国际维权组织对该说法表示怀疑，理由是器官移植等待时间较短引起器官采集的伦理问题以及器官移植数据之间的差异。
• 在本报告年度，对回族穆斯林宗教自由的官方限制有所增加。回族穆斯林聚居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地方政府发起了“整改工作”，包括拆除清真寺和其他建筑物上的“阿拉伯风格”的圆顶和装饰，禁止宣礼（召唤祈祷），禁止商店出售古兰经和伊斯兰教书籍，以及关闭教阿拉伯语的学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回族穆斯林还因“私下传播古兰经”而被判处“邪教”或其他罪行。
• 除官方主要监管的五个宗教外，还有其他宗教团体在中国境内继续存在，其中一些继续受到默认和支持，另一些则受到当局压制。

建议

委员会鼓励国会议员和行政当局官员：

• 呼吁中国政府履行其国际人权义务，保障所有公民的宗教自由。向中国当局强调，宗教自由包括在没有政府干预——特别是基于政治目的的干预——的情况下自由接受信仰和从事宗教活动的权利。
• 向中国政府强调，宗教自由权包括但不限于：佛教徒和道教徒在寺、观中从事宗教活动和挑选老师不受国家控制的权利；天主教徒由根据天主教信仰标准挑选并开展事工的神职人员带领的权利；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境内自由修炼法轮功的权利；穆斯林自由从事布道活动、出国朝觐、挑选和培训宗教领袖、及穿戴宗教服装的权利；基督徒自由敬拜的权利，包括有权利以公开或秘密的方式表达他们的信仰（包括展示十字架），而不受国家在教义及敬拜上的控制，不受骚扰、拘留和其他虐待；以及犹太教等其他宗教团体的成员不受国家控制和骚扰的权利。
• 呼吁释放为和平追求宗教信仰而被关押、拘留或监禁的人士以及因与他们有关联而被关押、拘留或监禁的人士。行政当局应当利用现行法律追究参与严重限制宗教自由的中国政府官员和其他人员的责任，包括利用《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公法第114-328号）和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中规定的制裁措施。确保在根据《2015年国会两党贸易优先与责任法》（公法第114-26号）的规定谈判任何贸易协定时把与宗教自由有关的条件作为考量因素。
• 公开或私下为因行使宗教或信仰自由而被中国当局继续严厉骚扰或拘留的人争取权益。在许多案件中需要以法律、人道主义和其他形式为受害者发声，此类案件包括被中国当局施加压力要求加入天主教爱国会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如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教区崔泰助理主教；河北省保定市苏志民主教；浙江省青田县卢丹华神父；和上海市马达钦主教。据报道马达钦主教的行动依然受到限制，不能离开上海佘山修院。一些官方认可的基督教团体的领导人在抗议官方近年来对其教会采取的措施后被起诉和判刑，其中包括河南省濮阳市南乐县的张少杰、以及浙江省金华市的包国华和邢文香。非官方基督教团体（“家庭教会”）的成员，包括云南省六个不同地区的27名基督教徒，被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0条“组织和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而判刑 。据报道，设在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对话基金会在中国司法数据库中发现了800条2017年根据第300条被判刑人员的官方记录，其中大多数人显然是法轮功修炼者。委员会政治犯数据库中的法轮功修炼者的代表性案件包括云南省玉溪市的邓翠苹，目前正在服刑，刑期六年；河北省唐山市的卞丽潮，目前正在服刑，刑期12年；以及辽宁省丹东市的张明和李全臣。我们鼓励国会和行政当局官员查阅委员会的政治犯数据库，以了解政治犯和宗教犯的信息。
• 鼓励美国政治领导人访问中国的宗教场所，以提高宗教自由意识和促进宗教自由。

少数民族权利

调查结果

• 在2018年3月于北京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两会”）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当局改变了他们用来实施少数民族政策的机制，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部（“统战部”）接管了负责少数民族事务（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宗教事务（国家宗教事务局）的政府部门的工作。一些观察人士认为，统战部新扩大的权力代表了一种正式的政策变化，即党将更严密地控制少数民族事务和政策，以民族同化取代民族多元化。
• 当局针对回族社区制定了政策和限制，限制了回族穆斯林的宗教活动。在两会期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杨发明强调，中国的穆斯林应该将中国特色融入伊斯兰宗教仪式、文化和建筑，避免将“清真”概念扩展到世俗生活中，并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一位美国历史学家的说法，杨的讲话是一个正式宣言，反映了官方从2016年秋季开始在回族人口聚居地区实施的政策趋势。
• 政府和党的官员实施了限制少数民族自由从事文化习俗活动以及使用或学习民族语言的政策。 2017年12月，国际媒体和维权人士报告称，在9月实施的一项政策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教育当局已经停止把蒙古语用作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小学和初中的教学语言。
• 内蒙古自治区（“内蒙”）的蒙古族牧民举行示威并向政府请愿，抗议政府政策导致他们失去传统牧场，国家开发活动对草原和牲畜造成有害的生态影响，以及政府没有为牧民提供足够的土地补偿。与过去几年一样，当局拘留了一些和平抗议的蒙古族牧民。

建议

委员会鼓励国会议员和行政当局官员：

• 对于努力促进中国的人权、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和法治的蒙古人、维吾尔人和藏人团体，继续提供美国对外援助资金，并鼓励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提供进一步支持，以加强其能力。
• 向中国政府说明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和语言的重要性。敦促中国官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和联合国《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为少数民族学生和家长提供选择，让他们决定在学校使用何种教学语言。呼吁中国官员建立从幼儿园到大学一级保存和扩大少数民族语言现有教学的机制。
• 呼吁中国政府允许蒙族牧民行使其言论、结社及和平集会自由的基本权利以及免于遭受任意拘留的权利。向中国官员说明就拟议开发项目对传统牧场的影响与少数民族社区磋商的重要性。
• 敦促中国当局允许回族和其他主要是穆斯林的少数民族人口自由参加伊斯兰宗教仪式，这是宗教自由权利问题，并符合《世界人权宣言》(UDHR) 和《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以及禁止基于宗教歧视的中国宪法。

人口控制

调查结果

• 在委员会的2018报告年度，中国政府当局继续推动和实施违反国际标准的强制性人口控制政策，此类标准包括1995年《北京宣言》、1994年开罗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和《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UNCAT) 。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省级法规限制了夫妻按照自己的意愿规划生育的自由。
• 2018年是共产党和政府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的第三年，政府统计数据显示该政策在刺激人口增长方面作用有限。中国国家统计局报告说，2017年的总出生人数为1723万，比2016年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减少63万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卫计委”）曾在2016年预测全面二孩政策将导致每年多生300万人。
• 在本报告年度，中央党政官员承诺加强有利于实施计划生育的配套政策。一些地方政府出台了配套政策——包括延长带薪产假、经济奖励和补贴以及其他福利——以鼓励夫妻生育第二个孩子。
• 在本报告年度，中央当局发布了重组党政机构的计划，包括合并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其他几个机构，在国务院下设立新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卫健委”）。除管理人口老龄化和其他与健康有关的事项外，卫健委还将承担监督与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有关的职责。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该重组计划表明当局计划最终取消限制生育政策。来自党和政府机关附属学术机构的专家以及某省政府关于人口发展的报告呼吁终止限制生育政策。据报道，卫健委表示当局正在考虑结束两胎的生育限制。
• 据彭博新闻社2018年5月的一份报道，由于一些人口问题（例如出生率下降、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萎缩），中央政府当局正在考虑终止生育限制政策，并可能已经就此作出决定。报道还说，国际上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批评也是一个决策因素。
• 经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包含禁止官员在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时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规定。但是，一些省级人口规划法规和地方政府继续明确指示官员对“计划外”怀孕实施堕胎，这种做法通常被称为“补救措施”。地方当局继续推行严厉的、具有侵入性的计划生育措施。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时，官员强加或威胁执行多种处罚措施，包括高额罚款、解除就业、拘留和堕胎。
• 数十年的人口控制政策加剧了中国的人口挑战，包括人口迅速老龄化、劳动力减少和性别比例失衡。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970年代后期约为每名妇女生育3个孩子，至2017年下降到每名妇女估计生1.6个孩子，低于维持人口稳定所需的每名妇女生育2.1个孩子的更新率。据国家统计局报告，从2016年到2017年，中国适龄劳动人口（16岁至59岁）减少了548万人，下降至90,199万人，而2017年老年人口（满60岁）增加了1004万人，达到24,090万人，占总人口的17.3％。 2017年全国男女比例为104.81:100，中国的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约多出3266万人。
• 国际媒体报道继续表明，中国性别比例失衡与出于强迫婚姻或商业性剥削目的把外国妇女拐卖到中国这两种情况之间可能存在关联。媒体报道还认为，数十年来中国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助长了非法收养现象，因为偏好男孩的传统加上生育限制可能助长了进行非法收养交易的黑市。

建议

委员会鼓励国会议员和行政当局官员：

• 大力敦促中国政府官员使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律符合国际协议中阐述的国际标准，包括1995年《北京宣言》、1994年开罗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儿童权利公约》(CRC)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CESCR) 等文件中的标准。
• 在与中国政府官员的双边会谈中强调中国目前面临的迫在眉睫的人口挑战，包括人口迅速老龄化、劳动力减少以及性别比例失衡。鉴于全面二孩政策未能充分有效地应对上述人口挑战，敦促中国政府听取国内外人口专家的建议，尽快终止对家庭的所有生育限制，并取消“社会抚养费”。
• 利用《2000年外交关系授权法》（公法第106-113号）和《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公法第114-328号）的授权，对直接参与制定、实施、或执行中国的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包括强制绝育和强制堕胎）的中国官员实施制裁，并禁止他们入境美国。
• 呼吁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大力执行有关惩处从事上述侵权行为的官员和其他人员的中国法律条款。
• 基于证据将因中国人口控制政策而恶化的性别失衡与潜在的区域人道主义和安全问题公开挂钩，此等问题包括人口拐卖、犯罪、内部和外部移民增多以及其他可能的严重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并在双边和多边对话中讨论和提出这些问题。

特别议题：北京市的强制搬迁

调查结果

• 2017年11月，北京市当局以一个外地人口社区发生火灾为由发起了大规模强制搬迁活动。11月18日，一栋公寓大楼发生火灾，造成19人死亡。在19名受害者中，17名是外地人口，这意味着根据中国政府的户籍制度，他们的户口是在北京以外的地方登记的。
• 火灾发生后，北京市政府发起了一项检查建筑物火灾隐患的活动，导致对北京各地的外地人口社区进行大规模驱离和拆迁。一些受影响的居民报告说，他们被迫在三天之内离开住所，其中一些人甚至被要求在几个小时或更短时间内离开。本委员会没有看到关于在北京被驱离的人数的官方报告，但国际媒体估计有数以万计的人受到影响。据报道，从2016年底到2017年底，北京的外地人口减少了132,000人。
• 在事件过程中，一些外地人口和当地人试图就驱赶事件向政府官员提出抗议。非政府组织、公司和个人向流离失所的外地人口提供援助。随着显示驱赶、拆迁和流离失所的外地人口的视频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迅速传播，互联网用户在网上展开辩论并对驱离行动提出批评。
• 政府的反应是限制国内有关驱离外地人口的报告，审查互联网上和公民社会团体的讨论。当局还拘留了一名分享驱离视频的艺术家，并拘留了其他六人，据说他们被抓的原因是帮助该艺术家逃走。当局已让这七人取保候审，并迫使该艺术家离开北京，回到外省的家乡。
• 一些观察人士将2017年11月开始的驱离行动视为北京政府限制北京人口的长期计划的一项内容。 2017年9月，中央政府批准了北京市政府到2020年将北京人口限制在2300万的计划。2017年12月，中央批准了另一项计划，到2035年将上海人口限制在2500万。
• 在北京执行驱离行动的中国政府官员采取的行动违反了国际标准和中国法律，户籍制度的一些限制则违反了保障居住自由的国际人权标准。

建议

委员会鼓励国会议员和行政当局官员：

• 呼吁中国当局停止在中国各地的强制拆迁，并遵守国际和中国法律，在公共安全要求拆除危险建筑时向居民提供充分的通知、补偿和援助。
• 鼓励中国政府扩大中国流动工人的权利，同时扩大为流动工人提供社会服务和法律援助的公民社会组织的运作空间，而不是打压此类组织。指出增进流动工人的权利和扩大他们获得社会服务的机会可能会降低自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的可能性，而大规模的强迫迁离可能会增加这种抗议活动的可能性。
• 呼吁中国当局加快改革户籍制度，包括降低对主要城市和经济机会中心的外地人口的限制；参照与当地户口和居住许可相关的公共福利和服务的水平和质量为外地人口提供同等服务；并实施法律法规，为所有中国公民提供平等待遇，而不区分出生地、居住地或是否有当地户口。
• 支持与中国政策制定者和从事外地人口研究和外展的学术机构相关的项目、组织和交流，以促进对外地人口及其家庭的法律和反歧视援助，鼓励旨在消除居住政策——包括户籍制度——造成的不平等和歧视的政策辩论。

妇女状况

调查结果

• 过去一年中，对妇女的就业歧视仍然是一个严重问题。雇主在招聘、薪酬和晋升等方面经常歧视妇女。在招聘广告中，歧视性看法和对妇女形象的色情化普遍存在。在市场自由化时期，就业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有所增加，而且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儿童保育责任从国家体系（通过公共资助的产假和托儿所）转移到私营部门和家庭，由此产生的负担不成比例地落在由妇女个人和雇主承担的产假上。雇主认为女性比男性雇员成本高，并且这种歧视因实施“全面二孩政策”而恶化。
• 中国妇女继续面临家庭暴力和性暴力的挑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的实施工作有所改进——这体现于公众意识增强以及地方政府颁布实施细则——但其他挑战依然存在。在家暴案件中，中国法院继续执行一种受害者难以达到的举证标准。另外，逃避家庭虐待的受害者在寻求庇护所方面没有得到足够的帮助。
• 由于歧视性政策的实施和对父权制文化价值观的坚持，中国妇女仍然缺乏有保障的财产权。官员们提出了若干建议，计划在即将到来的新一轮农业政策改革中解决这些问题。
• 当局对从事妇女维权活动的政治环境保持严格限制——官方从2015年开始的对妇女维权活动的压制一直持续。2018年1月，中国学生、校友和教师开展了一系列独立运动，以防止大学校园中的性骚扰。其中包括公开指控个别教授的不当行为、请求大学制定政策以防止性骚扰、以及公众要求提供有关大学在过去性侵犯案件中采取措施的信息。虽然大学和政府当局采取的一些行动支持了这些运动所提出的问题，但官方的反应仍然是首先压制草根运动。制造业、新闻业、公民社会、国家认可的佛教团体和香港基督教会等其他部门的性骚扰报告也引起了公众的注意。

建议

委员会鼓励国会议员和行政当局官员：

• 在公开场合和私下会晤中敦促中国政府尊重所有维权人士的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特别是不要骚扰和恐吓那些寻求提高公共场所性骚扰意识的独立妇女维权人士。
• 敦促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公开扩大对性别平等的承诺，例如增加最高政治领导层的女性人数，在政府工作场所提供性别平等和反骚扰培训，通过公众教育挑战基于性别的歧视观念。
• 赞扬中国政府近期推动的旨在促进妇女福祉和性别平等的法律进展，包括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和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案例中列入一个性别歧视案件。鼓励政府加强促进法律实施的正式支持服务，例如为帮助遭受暴力的妇女的保健服务和庇护所提供更多资金，为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提供资金和支持，允许独立的律师和维权人士通过法律诉讼和公共宣传活动协助推动和实施与性别平等有关的法律。
• 支持学术界、法律倡导者、非政府组织和关注最近通过的促进性别平等法律之实施和执行的其他方之间的国际交流，特别是推动和支持技术援助项目，帮助执法人员和司法人员有效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挑战基于性别的歧视观念。作为第一线工作人员，执法人员尤其应当接受培训，学会以不加重受害者顾虑或不危及受害者安全的方式处理有关暴力的举报。
• 推动和支持有助于在学校和社区开展性别平等教育的技术援助项目。
• 鼓励收集和分析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基于性别差异的数据，以追踪变化。

人口拐卖

调查结果

• 作为《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TIP补充议定书》）的缔约国，中国有义务按照该议定书的定义制定法律，将人口拐卖定为犯罪行为。然而，中国法律对拐卖人口的定义仍然不符合《TIP补充议定书》的标准，为评估中国拐卖人口的规模带来了困难。
• 委员会从一些报道中了解到，一些受害者被以强迫婚姻和强迫劳动为目的从东南亚国家拐卖到中国，也有中国公民被以强迫劳动和性剥削为目的被拐卖到美国。
• 中国政府继续强迫被审前拘留和行政拘留的在押人员从事劳动。据报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的地方当局要求一些维吾尔族妇女和儿童从事强迫劳动。
• 过去这一年，中国境内的流动工人面临人口拐卖风险，政府对工人权利的限制加剧了这种风险。在东南亚国家，缺乏经济机会导致了该地区的人口拐卖风险。中国的性别比例失衡导致对可婚妇女的需求，可能助长了以强迫婚姻为目的的人口拐卖。此外，中国政府继续把朝鲜难民视为经济移民，并继续执行遣返无身份朝鲜移民的政策，使难民容易遭受拐卖。
• 据报道，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鲜”）政府继续通过向中国派遣朝鲜劳工来获取收入，这些人在可能构成强迫劳动的条件下工作。 2017年10月的报告显示，由于中国政府执行联合国制裁决议，许多工人已经或将要被遣返朝鲜；但据报道，朝鲜于2018年3月再次向中国派遣工人，可能违反了联合国的制裁决议。
• 香港仍然是人口拐卖的目的地，外来家庭佣工特别容易受到以强迫劳动为形式的剥削。香港政府认为不需要制定全面的反拐卖立法，理由是香港很少发生人口拐卖。

建议

委员会鼓励国会议员和行政当局官员：

• 敦促中国政府遵守其根据联合国《TIP补充议定书》作出的承诺，使反人口拐卖立法——特别是其法律定义——符合国际标准。强调这样做将改进数据收集和跨境比较，从而为制定反拐卖的国内政策和多边政策提供更好的依据。呼吁中国政府将联合国《TIP补充议定书》的涵盖范围扩大到香港。
• 支持美国政府改进人口拐卖数据收集工作。与区域政府、多边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合作，鼓励和支持收集更准确的数据，以便更好地评估亚洲人口拐卖的规模和根本原因，并追踪反拐卖措施的有效性。敦促中国政府收集和发布相关执法数据。
• 在适当的双边和多边会议上讨论保护工人权利的重要性，把保护工人权利作为打击以强迫劳动为目的的人口拐卖的一种手段。强调说明当工人能够组织和维护自己的权利时，就不容易受到各种形式的剥削，包括强迫劳动。重点提请关注前联合国和平集会与结社自由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马伊纳•吉埃于2016年9月发布的报告，该报告指出，未能保护工人结社自由的权利“直接助长了人口贩运和奴役等问题”。
• 鼓励和继续参与区域合作，通过多边协定和会议——例如《协调打击贩运人口活动湄公河部长级倡议》、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和东亚峰会——打击人口拐卖活动。此类区域合作应当设法应对移民和难民流动、贫困、性别比例失衡以及助长人口拐卖的其他风险因素。
• 通过美中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在反人口拐卖工作中进行合作。支持美国国务院在泰国曼谷开展的国际执法学院项目的工作，加强区域执法能力。
• 促进公民社会团体和行业协会之间的国际交流，进一步了解识别和打击供应链中人口拐卖的最佳做法。支持在亚洲各地开展反人口拐卖研究、教育、预防工作和提供受害者服务的非政府组织。
• 在双边和多边经济协定中加入适当条款，要求成员国改进有关人口拐卖的数据收集工作，并采取具体步骤杜绝其境内的人口拐卖活动。

在中国的朝鲜难民

调查结果

• 在委员会的2018报告年度，中国政府继续执行拘留朝鲜难民并将他们遣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政策，违反了其根据国际人权和难民法律承担的义务。
• 沿中国与朝鲜和中国与东南亚边界采取的加强安全措施增加了朝鲜难民面临的风险，可能限制了从朝鲜出逃的难民人数。据韩国统一部统计，2017年到达韩国的朝鲜难民为1127人，延续了自2009年以来进入韩国的朝鲜难民人数显著下降的趋势。在2009年，这一数字是2914人。
• 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于2018年3月访问中国后，据报道中国当局增加了举报隐藏在中国境内的朝鲜难民的金钱奖励。据报道，中国当局因此抓获并拘留了许多朝鲜难民。
• 中国当局似乎在其境内加强了对在帮助和促进朝鲜难民在朝鲜境外流动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的组织和个人的打压，特别是在中国运作的韩国基督教传教士和教会。
• 非法进入中国的朝鲜妇女仍然特别容易被拐卖。大多数逃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难民是妇女，其中许多人被从朝鲜拐卖至中国或在中国境内被拐卖的原因是强迫婚姻和商业性剥削。
• 由于在中国缺乏合法居民身份，中国父亲和朝鲜母亲生育的许多子女仍然被剥夺接受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务的基本权利。剥夺这些权利违反了中国根据国际法承担的义务。

建议

委员会鼓励国会议员和行政当局官员：

• 敦促中国政府承认在中国的朝鲜人是难民，尤其是作为担心返回原籍国后遭受迫害的“就地”难民，无论他们离开朝鲜的理由如何；同时敦促中国政府立即停止遣返朝鲜难民；通过庇护或难民立法，并将不遣返原则纳入国内立法；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合作，建立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机构和机制，以确定寻求在中国获得国际保护的朝鲜人的庇护或难民身份；并允许朝鲜难民安全转移至另一个国家，包括韩国。

• 适时考虑对参与遣返朝鲜难民的中国政府机构和个人采取可行的制裁措施；并大力敦促国际社会进一步追踪中国给予难民的待遇，加强对中国政府的问责。敦促中国当局承认与中国公民结婚或生育子女的朝鲜妇女的合法身份，确保其所有子女被授予居民身份，并能够按照中国法律和国际标准接受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务。

• 任命和批准美国朝鲜人权问题特使，并鼓励特使根据《朝鲜人权再授权法》（公法第115-198号）与韩国相应部门共同努力，协调对在中国的朝鲜难民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促进其人权。

公共卫生

调查结果

• 在委员会的2018报告年度，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实施了公共卫生体制改革，以支持不断发展的公共卫生重点，并开展了以公共卫生问题为焦点的国际交流。
• 就业和教育方面的健康歧视依然存在，大学仍然未能为残疾学生提供足够的无障碍设施。为了提高毕业率，一些地方主管部门发布了实施2017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通告的指导意见，关注残疾学生是该通告的一项内容。
• 当局在敏感案件中继续压制公共卫生信息。 在2017年的三个月里，湖南省当局未公开承认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某高中发生结核病疫情，确诊病例29例。
• 去年，当局继续努力并采取新方法防止艾滋病毒/艾滋病的蔓延，但社会上仍然把艾滋病毒/艾滋病视为污点，当局继续压制为艾滋感患者争取权益的活动。
• 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其中许多人在其他方面也属于弱势群体——仍面临遭受歧视的风险，并且无法获得足够的医疗服务。当局继续强行将没有精神疾病的人送入精神病院，以惩罚维权行动。据报道，2018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规定，明确了检察院有责任在刑事案件中监督精神病治疗和评估等程序，但实际效果仍不明确。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当局强迫居民接受大规模生物识别数据采集，采集的数据供公共卫生部门和公安机关双重使用。在进行这项工作的同时，作为保持“稳定”或“和谐”工作的一项内容，公安当局还更广泛地收集和整合个人信息，以预测对公共安全的威胁。

建议

委员会鼓励国会议员和行政当局官员：

• 继续支持公共卫生领域的技术援助和交流计划。要求美中合作项目有美、中非政府组织参与并关注人权。把人权作为一个焦点领域引入美中社会和人文对话。
• 敦促中国官员——包括新成立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官员——重点关注禁止在就业和教育方面基于健康歧视的法律法规的有效执行。鼓励中国官员强调在基层改进标准，例如修改本节讨论的福建省招聘教师的歧视性条款。在适当情况下，分享美国当前在教育和就业方面通过非政府组织的倡导和服务以及法律法规促进残疾人士权利的经验和努力。
• 提请各方关注中国当局压制公共卫生信息和与健康相关的维权活动。在与中国官员的会谈中提出个案，例如艾滋维权人士孙亚和医生谭秦东。
• 敦促中国政府成立由政府内外的法律、医疗、社会工作和安全专业人员组成的专家小组，以追踪和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和《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5-2020）》中的行动计划的实施，确保地方实施工作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以及国际标准中所规定的医疗护理和权利保护标准。

环境

调查结果

• 在委员会的2018报告年度，尽管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高层领导强调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但环境污染仍然是一项重大挑战。中国当局对环境问题采取自上而下的方法限制了公民社会和公众的作用。2017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国家主席兼党总书记习近平宣称，中国自上而下的环保方法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具有重要意义。
• 2018年3月，中央政府成立了新的生态环境部（“生环部”），取代环境保护部，并设立了新的自然资源部，以取代国土资源部。一些环境专家认为，生环部可以通过统一环境监督和提高官僚效率来加强环境保护。
• 2018年初，当局报告实现了政府改善空气质量的五年（2013–2017）目标，但该计划的实施对民众的生活造成巨大的困难。为了达到空气质量目标，当局关闭了数千家工厂，并要求数百万中国人在冬季停止使用煤炭取暖，即使没有替代品。2017年11月和12月，一个国际维权组织收集了5822个来自微博的帖子——微博是一个类似推特的平台——以记录公民对缺乏取暖途径的抱怨，国际媒体报道称数百万人可能在低于冰点的温度下缺乏足够的暖气。政府最高环境官员承认，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关闭了符合排放规定的企业。
• 在本报告年度，国营和其他官方媒体报道了中国官员试图操纵环境监测数据或未能调查严重污染举报的多起事件。 2018年1月，《京华时报》报道，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政府官员试图在设有监测设备的大楼附近喷水，以改善空气质量读数，但建筑物在喷水后变成了“冰雕”。环境透明度的缺陷，包括难以获得可信的官方环境数据，仍然是评估环境质量和污染控制工作效果的长期障碍。
• 虽然一些非政府组织（NGO）在公共利益诉讼中担任原告，但大多数“公共利益”诉讼仍由政府提起。去年非政府组织发起公益诉讼的案件包括针对云南省一家水力发电公司损害雨林资源提起的诉讼，以及对河南省郑州市地方政府非法移动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树木提起的诉讼。
• 中国公民继续通过街头抗议和其他形式的公共维权活动来表达他们对与环境有关的健康问题的关注。在本报告年度，一些中国环保人士因抗议土地复垦、非法采石和采矿而被拘留。

建议

委员会鼓励国会议员和行政当局官员：

• 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对环保人士的骚扰，遵守言论、结社和集会自由的国际标准，包括《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世界人权宣言》(UDHR) 和中国宪法中的标准。与中国官员会面时提出环保人士嘎玛桑珠和陈武权被刑事拘留的问题。
• 支持中国和美国公民社会团体提高中国公民的环境权利意识以及扩大对这些权利的保护。
• 鼓励中国领导人加强环境和气候领域的法治和透明度。向中国官员提出有关篡改环境数据和审查环境新闻报道的问题。
• 美国官员还应当就中国重要污染企业排放数据的公开披露提出缺乏透明度问题。
• 继续支持美中在环境保护和能源效率方面的技术和法律合作。美中合作项目应侧重于下列方面：增加媒体自由和公众参与；提高透明度和加强法治；减少空气、水和土壤污染；改善政府问责。

公民社会

调查结果

• 在委员会的2018报告年度，中国政府和共产党继续将公民社会的主要角色视为“协同”共产党实施一党专政下的社会治理议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习近平重申了中国公民社会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作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自从习近平在2012年底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以来，在以前被容忍的“灰色地带”运作的维权组织经历了专家所说的“寒蝉效应”。
• 去年，政府继续压制中国人权捍卫者和致力于倡导人权的政治团体的权利。此类维权人士包括“权利运动”的甄江华；全国旅游群的郭庆军和为政治犯家庭提供支持的其他成员；中国人权观察的徐秦、秦永敏、赵素利。
• 政府继续实施2017年1月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虽然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得以在中国登记设立代表机构，包括与地方政府有关系的慈善组织，至少有四个长期致力于培训律师、保护妇女和同性恋、双性恋与变性者（LGBT）权利的组织报告说，它们无法登记或为临时活动成功备案。从事人权和法治工作的其他组织则选择停止运营或离开中国。
• 过去一年里，中国当局继续拘留并起诉台湾人权非政府组织义工李明哲。在当局于2017年3月拘留他之后，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随后确认中国当局正在调查他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并于2017年5月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把他正式逮捕。2017年9月11日，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对李明哲进行了审判——他表示认罪和悔过——并于11月28日判处他五年徒刑。国际人权组织的观察员怀疑当局进行逼供，声称该审判“极度荒谬”，是“出于政治动机”。
• 过去一年里，政府把打击“非法社会组织”作为一项要务，其目标是那些“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组织。2018年1月，民政部发布了《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办法》，授权政府创建“严重违法失信”组织的正式名单。
• 民政部在发布管理公民社会组织的三项主要条例修订草案两年后，于2018年8月初发布了新条例草案，征求公众评议。该草案把用于监管国内公益慈善、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组织的三项核心条例合并为一个文件。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国务院改革计划包括建立一个国际发展合作署，该机构将整合对外援助和发展援助工作，包括“一带一路”计划。 2017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外联络部部长——该联络部是负责扩大党的影响力和推进其海外利益的一个重要机构——启动了第一个丝绸之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论坛，旨在加强一带一路国家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

建议

委员会鼓励国会议员和行政当局官员：

• 敦促中国政府加快制定符合中国宪法和中国国际义务的公民社会法律。呼吁中国批准《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
• 敦促中国政府修改或废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并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以体现《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的原则，特别是结社、集会和言论自由权利。
• 呼吁中国政府停止骚扰公民社会倡导者和非政府组织，为受到刑事调查和审判的人提供健全的正当程序。
• 把公民社会议题纳入与中国官员举行的双边会谈和协议，以促进在美中公民社会交流的方式和实施上的对等。
• 继续为在中国支持民主建设、法治和人权倡导工作的对外援助项目提供资金，并进行追踪和评估。
• 促进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发展模式，其中包括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权保护，而不是将人权和法治排除在外的替代发展援助模式。
• 采取措施促进中国公民社会倡导者参加相关国际会议和论坛，支持国际培训以提高他们在非营利组织管理、公共政策倡导和媒体关系等方面的领导能力。

民主治理机制

调查结果

• 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社会各界服从党的领导，而党日益被置于习近平的个人领导之下。修改后的党章确认了习近平作为核心领导人的地位，对国家宪法的修改则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的现有限制，这可能使习近平无限期地担任国家主席。虽然官方新闻媒体炫耀公众对该修正案的广泛支持，但有报道说当局通过言论审查和拘留压制了不同意见。
• 习近平一手操纵了中国的权力中心——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的人员组成，进一步破坏了原先发展党内民主的有限尝试，背离了由一群党的高级领导者提名候选人的惯例。
• 过去一年中，一些事态发展标志着从国际民主治理标准的退步。政治体制进行了重大改组，加强了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控制。例如，中央党校与国家行政学院（政府实体）合并，以确保政府官员在意识形态上与党保持一致。此外，党承担了对新闻和媒体的管理职能，并承担了宗教和少数民族问题的决策权。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府机构，即国家监察委员会。国家监察委员会负责调查公职人员腐败和渎职案件，在实际操作中它成为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纪委”）的延伸。中纪委专门处理党员的案件，而国家监察委员会对整个公共部门拥有管辖权，并有权对任何涉嫌腐败或渎职的人员进行法外拘留，这可能会影响到没有公职的公民和外国公民。
• 去年，中国仍旧面对腐败这个重大问题，继续有报告凸显其反腐运动的政治性质。前中纪委负责人指出，政治腐败——即削弱党内集权的活动——是最严重的腐败形式。
• 委员会没有看到在扩大选举范围方面有任何进展，却看到关于官员压制真正的选举参与或就选举发表言论的报道。在制定公众参与规则的过程中，国务院修改了两套规章，要求规则制定机构征求公众意见。但是，修正案没有提供确保审议公众意见的机制，而是增加了要求遵守党的政策和决定的用词。

建议

委员会鼓励国会议员和行政当局官员：

• 支持美国的有关研究项目，以记录和分析中国共产党的治理机构和意识形态运动及其对企业、政府机关、立法和司法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影响。
• 采用“政府一体化”方式鼓励中国当局批准《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并释放因行使言论、结社和集会自由而被拘留或监禁的个人。这些人包括本报告和委员会的政治犯数据库中提到的人士，例如黄琦、刘飞跃和秦永敏。
• 支持美中合作计划，促进建立独立的村委会和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监督制度，鼓励中央和地方党和政府领导人在中国各地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继续为中国的民主建设和法治项目提供资金，并追踪和评估其有效性。
• 支持在中国寻求与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合作以提高透明度的组织，特别是在努力扩大和完善中国的政府信息公开举措方面。敦促党的官员进一步提高党务透明度。
• 呼吁中国政府在党领导的内部反腐败运动之外改善公民向官员问责的程序。敦促党、政官员建立和完善公众参与政府事务的渠道。鼓励高层官员改革治理体制，推动建立保障言论、结社和集会自由的真正的多党制。

商业领域的法治和人权

调查结果

• 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国政府在满足提高贸易相关法律透明度的要求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在出版地方法规和翻译贸易相关文件等方面仍然不尽如人意。虽然政府公布了许多与贸易有关的法律和行政法规，但政府在许多情况下未能公布地方法规和其他法律文件，如意见、通知和补贴措施。
• 委员会看到一些领域的知识产权执法得到改善的报告，不过关于知识产权受到侵犯（包括强制性技术转让）的担忧依然存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2018年3月的一份报告说，中国政府对某些经济部门的外国所有权实行限制，通过与中国企业建立合资企业来强制进行技术转让，当局经常要求以口头或非正式形式转移技术，为的是避免给人以违反国际贸易义务的印象。
• 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步骤来满足给予国内外公司平等待遇的要求，不过在中国美国商会的调查中有75％的美国公司表示“在中国受到的欢迎程度低于以往”。过去一年中的报告继续表明，通过屏蔽外国网站和对外国公司采取其他正式限制措施，国内公司依然获得优惠待遇。委员会还看到有关其他形式的优惠待遇的报告，享受优惠待遇的企业不仅有国内公司，还有与政府或党有关联的公司。
• 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在大多数在中国大陆经营的企业中都发挥着作用，无论是国有企业（“国企”）、国内私营企业、外国企业还是合资企业。根据政府数据，截至2016年底，93.2％的国有企业和67.9％的私营企业有党组织，70％的外商投资企业也是如此。过去一年的报告表明，党和政府正试图扩大其在商业性企业中的作用。
• 尽管有报道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政府严厉镇压宗教自由，把数十万人少数民族穆斯林关押在一个由法外“政治再教育”中心组成的网络，一些公司仍然向新疆政府提供了广泛的设备和服务。例如，据报道国际安全服务公司先丰服务集团与国有企业中信集团合作，投资于一所设在北京市的安全培训学校，该学校正在新疆建立一个分校，以培训军人和警察。
• 人权组织警告说，中国法律允许从商业性公司收集个人数据，但没有充分保护《世界人权宣言》(UDHR) 和《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 规定的个人隐私权。尽管存在这些隐私权问题，国际公司仍将中国用户数据存储在中国大陆，以符合国内法律。中国公司也从其用户那里收集大量数据。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公司与当局分享了多少数据，但报告显示，国内技术公司与警方和其他政府部门密切合作。
• 政府和公司在中国大规模收集数据，包括收集面部特征、语音样本和DNA等生物识别数据。在本报告年度，中国政府继续与中国公司合作，开发和实施社会信用体系，旨在汇总和监控政府和企业收集的数据。一些观察人士警告说，这可能会提高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中国安全当局也在与公司合作，将改进的技术运用于中国不断扩大的监控摄像网络中，尽管人们担心政府已在使用监控设施来打压维权人士和少数民族。
• 中国政府通过屏蔽和审查内容继续限制网上言论自由。中国当局要求公司监控其网站和应用程序（APP）上的内容；过去一年里，当局在一些案例中基于在线内容威胁或惩罚公司。面对收入损失和其他形式的惩罚的可能性，国内和国际公司都进行自我审查。 2018年3月，一位研究媒体的学者谈到中国大陆以外的电影业高管邀请中国内容监管机构在会议上发言，就如何创建中国审查机构允许的内容提供指导。2018年夏天，据报道数十家国际航空公司修改了其国际网站，以符合中国政府的要求，删除把台湾作为一个国家的提法。

建议

委员会鼓励国会议员和行政当局官员：

• 与盟友和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合作，表达对外国公司在中国的不平等待遇以及中国共产党在国有企业、与外国公司的合资企业以及在中国大陆经营的私营企业中日益扩大的作用的担忧。
• 鼓励中国政府继续加强知识产权执法，并指出随着中国自主创新的增加，加强知识产权执法将对美国和中国都有利。在与中国政府同行举行的公开和非公开会晤中，美国官员应强调国际企业对知识产权持续受到侵犯的担忧，包括强制性技术转让。
• 在与在中国从事商业活动的选民会晤时，鼓励商界领袖遵守《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制定内部政策，评估和减少间接帮助中国政府持续侵犯人权的风险，特别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人权受到严重侵犯的地区。
•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应根据WTO规则要求中国政府提供导致美国公司网站受到屏蔽的互联网限制措施的详细信息。如理由充足，应考虑向世贸组织提出争议。在与中国官员的会晤中，敦促中国政府提供对等市场准入，停止阻止中国互联网用户访问美国媒体和美国技术公司。
• 鼓励收到中国当局审查请求的美国公司遵守《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和《全球网络倡议言论自由和隐私原则》，并在可能情况下向公众披露此类请求。

获得司法公正的途径

调查结果

• 尽管据报道司法系统的办公效率有所提高，但政治控制的增加和对维权律师的持续迫害破坏了公民寻求公平和伸张正义的信心和能力。资深共产党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主张对中国共产党绝对忠诚和服从。周说，参加名为“扫黑除恶”的政治运动是司法机构必须执行的任务。一些评论员则认为，与以往“严打”和“打黑”等打击犯罪运动相似，这场运动也可能导致对人权的严重侵犯。
• 中国当局继续出于政治原因对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提出刑事起诉，指控他们“危害国家安全”。例如，法院判处维权人士吴淦八年有期徒刑，又如公安人员在审判前对维权律师王全璋实施隔离拘押，长达一千多天。当局还刑事拘留了包括李昱函和余文生在内的一批维权律师，原因是他们从事人权和民主方面的维权工作。
• 当局打压从事维权工作的律师事务所，并通过采取侵扰性措施来骚扰他们，例如在办公室驻守官员。还有律师报告说，他们遭到骚扰，包括吊销和暂停执照、迟误年度执照续延程序、不允许出庭、限制行动自由和对人身进行暴力攻击。
•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报告说，司法改革工作继续向前推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了立法草案，将在选拔法官时实施择优录用程序。然而，在政治上看齐仍然是一个选择标准。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立法可能会增加公民参与并改善以证据为基础的裁决，但其实际效果尚有待观察。
• 法律援助体系仍然由国家控制。政府进一步扩大了法律援助计划，但收紧了不是由政府管理的法律援助服务的空间。2018年1月，中华全国律师协会颁布了一系列试行条例，禁止律师除法律援助案件外按照折扣费率或免费受理案件，这可能会阻止律师在具有社会意义的案件中向处境不利的个人提供公益法律服务。
• 中国政府继续精简信访体系，这是一种供公民在正式法律制度之外向当局陈述冤屈的机制。负责信访体系的政府机构报告称，很大一部分信访申请已转交行政和司法部门处理。然而，公民继续使用信访制度，一些上访人员受到报复，包括行政处罚和刑事起诉。

建议

委员会鼓励国会议员和行政当局官员：

• 敦促中国政府无条件免除对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的指控，并取消对其人身自由或从业资格的限制，包括王全璋、李昱函、余文生、吴淦和江天勇。
• 敦促中国政府保护中国律师的基本公民权利和从业权利，调查一切虐待他们的指控，并确保将责任人绳之以法。敦促中国政府停止对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家属的任何形式的骚扰或迫害，包括监视和限制行动自由。
• 敦促中国政府停止对利用信访制度申诉冤屈的人员的一切形式的迫害或惩处。
• 敦促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领导人给予司法机关真正的独立，并提醒他们让司法机关参与政治运动对法治的负面影响。
• 对促进美中法律专家就中国如何设计和实施法律改革进行对话的项目提供更大支持。同时增加对美中学术机构和非政府实体之间合作的支持，以帮助制定计划，增强中国法律体系保护公民权利的能力。

新疆

调查结果

• 在本报告年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当局据报在被称为“政治再教育”中心或营地的法外设施中任意拘押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回族和其他主要为穆斯林的少数民族。国际人权组织、学者和媒体机构的报告表明，自2017年4月左右新疆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该地区第一个反极端主义法规以来，已经有多达80万至110万人曾经或仍然被拘押在这些设施中。美国学者莱恩‧图姆在2018年8月指出，最初估计有超过100万人被拘押是基于观察人士在2018年初获得的信息，但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其他人士“继续失踪”，同时官员们继续规划建造更多“政治再教育”设施，使目前的数字可能更高。有报道说，这些设施的保安人员对被拘押者使用酷刑，拒绝提供适当的医疗服务，并进行其他形式的身心虐待。
• 据报道，安全人员以各种理由把人拘押在“政治再教育”中心，大多数情况下是无限期拘押，例如：以某种方式祈祷；从事“宗教极端主义”活动；有“政治不合格”的观点；想出国旅行；或有海外关系，例如以前曾出国旅行或有亲属居住在另一个国家。据报道，自治区当局给新疆一些地区的官员下达配额，以便使“政治再教育”营地拘押的当地人口达到一定比例。另据报道，老年人、未成年人和病人也被拘押在这些中心。一些被拘押者因健康状况不佳和中心的条件恶劣而死亡。在某些地区，新疆当局将“政治再教育”中心的被拘押者的子女安置在孤儿院中，但此类孩子的数量如此之多，以至孤儿院人满为患。在某些情况下，官员因此把一些孩子送往其他省区的设施。
• 除了每天24小时拘留囚犯的“再教育”设施外，人权组织和媒体的报道还记录了其他类型的“再教育”设施和计划。2018年8月，中国人权捍卫者（CHRD）报告了它与平等权利倡议组织（ERI）关于新疆“再教育”计划的一项联合调查结果，其中包括被拘押和被迫参加日间或晚间“教育会议”的信息。根据该报告，“再教育”营地由县或市政府当局管理，日间或晚间“学习班”或“开放营地”则由乡镇或村政府官员管理。据CHRD和ERI估计，截至2018年6月，当局可能已经强迫 约220万新疆居民参加了日间或晚间的“教育会议”。
• 据一位西方研究人员和维权人士提出的一个案例分析，“政治再教育”式的拘押以及新疆发生的其他践踏人权事件的严重程度和规模符合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所界定的“危害人类罪”。该研究人员在刊登于CNN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新疆的情况“完全符合危害人类罪的定义”。《罗马规约》第7条罗列了11项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的行为清单，其前提是“广泛或有系统地针对任何平民人口进行的攻击中，在明知这一攻击的情况下，作为攻击的一部分而实施的下列任何一种行为”。
• 新疆当局在“政治再教育”中心和其他地点拘押了美国自由亚洲电台（RFA）六名维吾尔族记者的数十名在新疆的家庭成员。在2018年7月委员会听证会上提交的书面证词中，RFA记者古丽恰克热-霍迦说：“我在中国的二十多位亲属失踪了。”据报道，新疆当局还拘押了在美国的维权人士热比娅·卡德尔的数十名家人，包括她的子女和孙子孙女。
• 中国人权捍卫者（CHRD）于2018年7月公布的对中国政府数据的分析显示，2017年中国所有刑事逮捕中有21％发生在新疆，而新疆仅占中国人口的1.5％。CHRD报告说，根据它与平等权利倡议组织（ERI）联合进行的研究，2017年新疆的刑事逮捕人数比2016年增加了731％。正是在同一时期，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于2016年8月到新疆任职后实施了加强地区安全的政策。这些数字还不包括“再教育”营地中被法外拘押的人。据报道，当局在一段时间后将“再教育”营地中的一些被拘押者转移到监狱。
• 中央和自治区政府当局在整个新疆实施了严密的安全措施，利用安全人员、监视技术、大规模拘押和其他方法来加强国家对新疆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的控制。 据报道，与2016年相比，自治区当局在2017年的安全支出增加了近93％，而对中国18个省级地区的抽样调查显示2017年安全支出的平均增长率不到12％。
• 在新疆当局监督下，对新疆居民进行了大规模、非自愿性的DNA和其他生物信息采集；居民的手机受到广泛和频繁的检查，居民被要求在手机上安装监控应用程序；社区、道路和火车站设有检查站和面部识别摄像机；通过运营“便民站”实施街头管理，增强了当局密切监视和巡检当地社区的能力；并在清真寺和住宅周围和室内安装摄像机，监测居民的宗教和私人活动。据报道，新疆当局使用一个称为“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的集中系统来收集和分析来自闭路摄像机、电脑、智能手机、车牌和身份证的数据，以及个人的计划生育、银行和旅行记录。当局使用这些数据来识别后来被他们调查和拘留的个人，包括被拘留在“政治再教育”中心的人。
• 新疆当局对古兰经施加限制，包括没收和禁止研究古兰经。据报道，在2018年初，一个乡镇的地方官员要求居民签署一份保证书，声明他们和家人都不会学习古兰经或阿拉伯语。 2017年9月，据报道新疆各地的官员没收了当地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吉尔吉斯族居民的古兰经、祈祷垫和其他具有伊斯兰意义的物品。

建议

委员会鼓励国会议员和行政当局官员：

• 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在“政治再教育”中心大规模任意拘押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回族和其他人，并释放目前被拘押的人。呼吁中国官员允许美国官员、其他国家的外交代表、联合国官员、人道主义组织和外国记者访问新疆和调查有关任意拘押的报道。与其他政府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协调，汇编负责在“政治再教育”中心任意大规模拘押和虐待被拘押者的具体新疆官员的有关信息，为根据《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公法第114-328号）实施可能的制裁做准备。
• 呼吁中国政府停止拘留和迫害美国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族记者和在美国的维吾尔族权利倡导者热比娅·卡德尔在新疆的家庭成员。在与中国政府和共产党高级官员的互动中优先提出这些案件，要求说明这些人的下落和状态，并敦促释放他们。
• 敦促在新疆销售产品、提供服务、开展业务或参加投资开发计划的美国公司确保其产品、服务和投资不为新疆官员任意拘押少数民族和新疆当局在正当执法活动之外使用技术手段压制和控制新疆居民提供支持。敦促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跟踪中国安全机构使用的设备和技术的销售情况以及美国公司向新疆官员出售监视和犯罪控制技术的情况，并根据现行美国出口管理条例调查此类销售的合法性。
• 呼吁中国政府遵守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内法律法规以及保障宗教活动免受国家限制的国际标准。
• 支持提高公众对新疆人权状况的意识的努力，支持保护维吾尔族文化的举措，增加维吾尔人保护自身人权的途径，以关注人权为目的更频繁地访问新疆。
• 呼吁中国政府就新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各级学校应使用何种教学语言向非汉族家长、教师和学生咨询。呼吁中国官员根据中国宪法第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十条的规定，为家长和学生提供用维吾尔语和新疆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教学的选择。

西藏

调查结果

• 自2010年1月第九轮对话以来，达赖喇嘛的代表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官员之间没有进行过正式的对话。2017年11月23日，达赖喇嘛重申了“中间道路”，声明西藏人民“不寻求独立”，并“希望留在中国”。中国政府继续把达赖喇嘛视为“分离主义势力”的领导者。
• 中国政府坚持认为，只有它有权决定达赖喇嘛的继任者。现任达赖喇嘛则重申转世立场，强调这个问题不应当由中国政府或共产党来决定，而应当由他本人、藏传佛教领导层和藏族人民来决定。
• 党和政府继续在藏族自治地区实施压制政策，其做法包括广泛的侵入性监视、限制藏人基本权利的严格法规和规则、无处不在地展示警察和武装力量。2007年至2016年，西藏自治区的国内安全支出增长了404％，而四川省两个藏族自治州的国内安全支出在同一时期增长了近300％。
• 党和政府通过对宗教活动的普遍控制和限制继续侵犯藏传佛教僧尼和普通信徒的宗教自由权利。例如，过去一年里中国政府对喇荣五明佛学院实施了党组织管理，中国政府从2016年开始对该佛学院进行大规模拆迁和驱逐。在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的关于即将进行的对中国普遍定期审议的文件中，维权团体记录了中国政府以打击“恐怖主义”和“分离主义”的名义在西藏日益加强安全措施和军事化。据报道，在本报告年度出于政治和宗教原因的藏人自焚事件仍有发生。截至2018年8月13日，在委员会2018报告年度期间中国藏族自治地区发生三起已知自焚事件，自焚者均被证实死亡，这意味着自2009年以来居住在中国的藏人的自焚事件总数达到147起。与过去的情况一样，自焚者公开祝愿达赖喇嘛长寿、从流亡中回归和西藏自由。
•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的一所法院判定藏族语言维权人士扎西·文色犯有“煽动分裂国家罪”，并于2018年5月22日判处他五年有期徒刑。扎西·文色的案件于2018年1月4日开庭审理，距《纽约时报》采访他并发行一部关于他倡导藏语教育的短片已接近两年。
• 2018年2月，有着1300年历史的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大昭寺发生火灾，有关这次火灾的报道受到限制，导致许多藏人担心其损失远比报道的严重。
• 电影制作人当知项欠于2014年6月获释后受到严密监视。他于2017年秋季逃离中国并与其在美国的家人团聚。
• 中国当局释放了四名政治犯，其中作家珠洛周洛（笔名“雪合江”）在2018年3月19日获释，流行歌手贡保旦增在8月2日前后获释。对这四名政治犯的拘留都违反了国际言论自由标准。
• 环境法规、基础设施项目和旅游业导致藏族牧民流离失所，并加强了中国政府对藏区的控制。

建议

委员会鼓励国会议员和行政当局官员：

• 鼓励中国政府和共产党根据中国法律和国际法承认的宗教自由权利尊重现任达赖喇嘛、藏传佛教领导层和西藏人民就达赖喇嘛继承或转世作出决定的权利。
• 敦促中国政府认识到具有限制性的党的政策和政府措施以及中国藏族自治地区日益增强的安全化在藏民自焚和抗议活动中起到的反作用。敦促中国政府停止把达赖喇嘛视为安全威胁，并向政府强调尊重和保护西藏文化及语言的重要性——这方面的政策变化将促进和维护藏族地区的社会稳定。
• 鼓励中国政府尊重藏人在国内外旅行的权利，允许外国记者、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美国政府官员、以及侨居世界各地的藏人进入中国藏族自治地区。
• 敦促中国政府撤销对藏族语言维权人士扎西·文色的指控，同时强调以和平方式倡导真正的双语教育是中国法律和国际法承认的权利，不是犯罪行为。
• 在与中国官员的交往中，敦促释放因和平行使人权而被拘留或监禁的藏族政治犯。委员会政治犯数据库中有关被拘留藏人的记录尽管未能全面反映藏人被拘留和失踪的情况，但为与中国官员进行上述沟通提供了有用的资源。促请中国政府及其安全部队停止通过任意拘留、失踪、殴打、酷刑、恐吓等手段压制和处罚和平行使其权利的藏人。
• 敦促中国政府在规划中国藏族地区的基础设施、自然资源开发、移民或安置项目和旅游景点时充分考虑藏人的意见和愿望。
• 继续请求中国政府邀请一个国际组织的独立代表与达赖喇嘛在1995年认可的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更登确吉·尼玛会面，自1995年5月17日起他和他的父母一直被在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软禁。

香港和澳门的发展

调查结果

• 在2018报告年度，委员会注意到本应受到“一国两制”政策保障的香港自治权继续受到侵蚀，而“一国两制”政策则是基于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的原则写入了《基本法》。
• 2018年3月，立法委员会（“立法会”）举行补选，以填补六名被取消资格的民主派立法委员中四人空缺的席位。民主派和建制派候选人各赢得两个席位。在3月补选之后，民主派在地方选区共拥有16个席位，不足以否决议案，而建制派则拥有17席的多数。在3月补选前的提名期间，香港政府根据政党归属或政治信仰对立法会的候选人进行了观察人士称为“政治审查”的筛选。
• 香港政府继续寻求对2014年民主抗议活动的领导人和参加者以及政治反对派成员追究刑事责任。据报道，截至2018年4月，政府自2014年起共对26名民主派领导人提起40个诉讼案件，其中22个案件审结，13个案件的被告被定罪。
• 2017年10月，当局允许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民主活动人士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取保候审。他们于2017年8月被收押，后来上诉法院根据“非法集会”的指控将其判决分别改判为六至八个月有期徒刑。2018年2月，终审法院推翻了对黄、罗和周的判决。
• 尽管受到活动人士、政界人士和律师的反对，香港和中国大陆官员继续推进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西九龙站的“一地两检”计划。该计划允许内地官员在西九龙站内的指定“内地口岸区”执行中国大陆法律。香港大律师公会批评说，中央政府批准一地两检计划的做法严重违反了“基本法”，破坏了香港的法治和“一国两制”框架。
• 委员会注意到有关香港学者和政界人士的言论和结社自由受到限制的报道，原因是他们的观点不为政府认同。此类人士包括陈云根、陈文敏、戴耀廷、郑松泰和陈浩天。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即将审议中国遵守《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的情况之际，53个香港非政府组织对香港合法异议和言论的空间缩小以及民主发展的未来表示担忧。
• 中国当局在释放瑞典公民桂民海之后再度把他拘留，他是2015年底被绑架并带到中国大陆的五名香港书商之一。据报道，当局于2017年10月释放了桂民海，此前他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拘留两年。2018年1月，桂民海在与两名瑞典外交官一同前往北京的途中被中国当局派遣的便衣人员强行拘留，据报道当时他因患有神经科症状正在前往北京接受医疗检查。桂民海在内地和香港的电视新闻上至少有过三次招供，国际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认为此类招供通常是威胁和酷刑的结果，并被用于国内和海外的宣传。
• 委员会没有看到澳门按照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建议和《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的要求在建立“一个普及而平等的选举制度”方面有任何进展。过去一年里，提出立法修正案、把一位民主派立法委员停职、以及拒绝政治人物和作家进入澳门引发了人们对澳门自治和法治的担忧。

建议

委员会鼓励国会议员和行政当局官员：

• 考虑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S. 417/ H.R. 3856，第115届美国国会第一次会议），以追踪香港独立于中国大陆行使自治权的状况，并重申美国对香港民主化的支持。
• 在与中国和香港官员会晤时强调，香港在“一国两制”原则下享有的、由“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保障的自治权继续受到侵蚀，这一趋势威胁到美国对香港政策的基础，特别是根据美国法律给予香港的特殊待遇。
• 敦促中国和香港政府执行《基本法》第45条和第68条以及《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第25条，重新启动选举改革程序和推进实施普选行政长官及立法会。

促请中国和澳门政府按照《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第25条的要求和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反复建议，为澳门普选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设定

2019 Annual Report Executive Summary

Chinese Translation

 

(2019 年年度报告执行摘要中文译文)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2019 年年度报告执行摘要中文译文

 

第一百一十六届国会

 

第一会期

 

 

 

 

 

 

 

本文件仅英文原文具法律约束力。本文件中文译文仅作参考之用。两者之间不一致之处均以英文原文为准。

 

执行摘要

主席声明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委员会）系由《2000年美中关系法》（《公法》第106–286号）授权成立，当时中国正在准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委员会的使命是追踪中国人权和法治的进展，并向总统和国会提交年度报告。委员会的使命还包括建立和保持一个中国政治犯数据库，这些政治犯因行使国际公认的公民和政治权利以及受中国宪法和其他国内法律保护的权利而被中国政府拘留或监禁。

委员会的《 2019年年度报告》涵盖的时段为2018年8月至2019年8月。本报告的全面调查结果和建议侧重于中国政府对国际公认人权的遵守或侵犯，包括言论自由、和平集会、宗教信仰和实践等方面的权利以及法治建设的任何进步或退步。正如本报告下文各章所述，过去一年里中国的人权和法治状况继续恶化。

委员会的任务之一是向国会和行政当局提出行动建议。除本报告包含的建议外，委员会还在过去一年里起草、编辑和支持了多项议案，此等议案的内容涉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权、香港自治和法治、西藏政策与人权、1989年天安门抗议活动30周年、以及以先进技术为辅助手段侵犯人权的行为。

过去一年里，委员会举行了多次国会听证会，议题包括“香港前途未卜：对自治的侵蚀和人权挑战”、“天安门事件30周年：审视中国压制手段的演变”和“共产党在中国对宗教的打压”。委员会还在纽约市与纽约和新泽西的藏族社区举行了公众议政会。委员会定期与非政府组织、学者、法律专业人士和人权倡导者举行情况介绍会和其他会议。委员会的政治犯数据库是记录中国政治犯的重要工具，并为美国政府官员、维权人士、学者、记者和公众提供了可公开获取的个人案件信息。

 

当立法和行政部门的决策者寻求促进中国人权和法治的更有效的战略时，委员会在报告情况、提高对侵犯人权行为的认识以及为美国决策提供参考信息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为有机会担任委员会主席和共同主席深感荣幸，并感谢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关注本报告中重点阐述的问题。

顺致敬意

 

吉姆·麦戈文，联邦众议员，主席

马可·卢比奥，联邦参议员，共同主席

 

 

 

 

概述

自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强行结束天安门广场和中国其他地方要求政治改革的和平抗议活动以来，三十年过去了。暴力镇压1989年的天安门抗议活动是历史上的一个关键转折点，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因此停止了开放和改革的试验，并加强了强硬路线，以防止独立公民社会的成长，加强对中国人民的控制。

自从天安门镇压以来，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动用巨资扩大了一个精心设计的威权体系，旨在以恐吓、信息审查甚至监禁手段阻止中国公民行使基本人权，包括言论自由、和平集会和宗教自由。当局打压和监禁呼吁民主改革的公民，包括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他曾参加天安门抗议活动，也是《零八宪章》的共同起草人。该《宪章》是一篇要求实行宪政和尊重人权的政治论文。天安门事件之后，刘晓波前后总共被关押近16年，最终于2017年在拘押中死亡。

在习近平于2012年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并于2013年担任国家主席后，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对治理、执法和司法的控制更加严格，人权倡导和政治改革的空间进一步紧缩。在习近平主席的任期内，当局在全国范围内对律师和维权者进行打压；紧缩公民社会、学术界和宗教的生存空间；通过一场反腐败运动清除了党内的政治反对派；并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反映了习近平无限期执政的意图。

在2019报告年度，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委员会）注意到，随着中国政府和共产党越来越多地使用法规和法律实施社会和政治控制，人权状况恶化，法治继续受到削弱。中国政府继续打压报道侵权行为的“公民记者”，中国主流媒体的新闻工作者把当今中国的情况描述为“全面审查时代”。滥用刑法和警察权力打压人权捍卫者、宗教信徒、少数族裔群体的趋势有增无减，而关于这种滥用职权行为的报道日益受到限制。

此外，中国政府在使用先进技术和信息来控制和压制中国人民方面已经变得更加高效。这种情况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尤其令人担忧，委员会认为中国当局可能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穆斯林犯下危害人类罪。在过去一年中，中国当局扩大了新疆的大规模法外拘禁营系统。尽管没有关于被拘禁者真实人数的公开报道，但专家估计目前或已经有一百万或更多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和回族人以及其他人被关押在大规模拘禁营中，并被虐待和强迫劳动。

在营地外，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在新疆建立了一个无所不在的高科技监视系统，一些观察者称之为“露天监狱”。该系统将面部识别摄像头和手机的实时监控功能集成于一个奥威尔式的监视平台，监视新疆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加强了中国官员对维吾尔族和该地区其他突厥穆斯林的控制。该监视系统在实施中常常由国内外企业提供协助，综合利用安全人员和监视技术，增强了中国官员镇压维吾尔人和新疆其他族裔的能力。

在2019年世界纪念天安门大屠杀30周年之际，中国领导人不仅拒绝对事件进行全面、公开和独立的报道，而且继续禁止遇难者家属举行任何公开的哀悼活动，并对有关1989年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事件的讨论进行信息审查。在天安门事件周年纪念日，数十万人聚集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参加烛光纪念活动。

在香港，数百万人走上街头，抗议香港政府提出的修改香港引渡条例的草案，该草案将使在香港的任何人——包括美国公民——都有可能被引渡到中国大陆，而大量证据表明中国大陆缺乏正当程序并滥用拘押手段。据组织者估计，2019年6月16日的抗议活动有200多万人参加，引发这次活动的原因是香港政府不愿正式撤回引渡条例修正案。随着抗议活动在整个夏季持续进行，香港警察对和平示威者使用了橡皮子弹、催泪瓦斯、胡椒喷雾和水炮。虽然香港政府对引渡条例修正案暂停审议，但示威者继续要求撤回该草案，并对香港警察和涉嫌与警方合作的犯罪团伙针对示威者过度使用武力的行为追究责任。

2019年的香港抗议彰显了前所未有的草根运动，反映出对香港自治权受到侵蚀的不满。在以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为基础并由香港《基本法》确立的“一国两制”框架下，中国政府同意允许香港 “高度自治”，并以通过普选产生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为“最终目标”。但是，香港当局没有在普选方面取得进展，而是起诉和判处民主派领导人，取消民主派立法委员的任职资格，罢免其职务，并提出了一项限制言论自由的新国歌法案。此外，中国大陆当局继续任意拘留于2015年首次被绑架的香港书商桂民海。前香港政务司司长兼立法委员陈方安生最近中肯地指出：“多么盼望北京能够理解香港的诉求以及我们所珍视的价值观，那样他们就可以利用这种能量使中国和香港双双受益。相反，他们想到的只是控制。”

在西藏，达赖喇嘛流亡在外已达60周年，在推动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或其代表之间真正对话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过去一年里，中国当局继续有计划地压制和平行使国际公认人权的藏人，并加强了对藏族宗教和文化生活的限制。进入西藏自治区（西藏）仍受到严格控制，国际记者报道说，要访问西藏自治区比朝鲜更难。在2019年3月发布的白皮书中，中国政府重申其拥有选择达赖喇嘛下一位转世灵童的唯一权力，侵犯了藏传佛教社群的宗教自由。

去年，作为实施新的宗教事务条例的一部分工作，中国政府继续大力打压未登记的基督教会。一项令人不安的变化是，一些拥有数百名信徒的教会受到正式禁止，包括北京市的锡安教会和守望教会、广东省广州市的荣桂里教会和四川省成都市的秋雨圣约教会。消息来源还说，贵州、河南、安徽和浙江等省的基督教会被关闭。

中国政府和共产党试图在国际上促使其政治模式合法化，同时阻止自由主义和普世价值观在中国内部植根。中国共产党的统战部和中宣部在中国境外日趋活跃，努力影响公众对中国政府的看法，同时消除据信对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议程的威胁。此类运作侧重于影响媒体，以重塑对中国、中国人以及中国政府活动的看法。这些活动的实际效果是输出共产党的威权主义价值观。在实施中，这种努力具有多种形式，例如干预多边机构；威胁和恐吓中国政府的批评者；对外国出版商和社交媒体公司施加审查；影响学术机构及其对中国历史和现行政策的批判性分析；迫使美国公司接受共产党的说法并将这些说法传达给美国决策者。由中国政府主导的海外投资与开发项目——如“一带一路”计划——极力推动非民主政治议程。就像在国内一样，中国政府试图将经济发展与政治控制相结合，以在不危及共产党的威权价值观的情况下利用市场。

尽管中国政府加大了镇压力度，中国人民继续活跃地组织起来倡导自身权利。在劳工领域，虽然当局在全国范围内扩大了对劳工维权人士和公民记者的打压，但过去一年中非政府组织和公民记者仍然记录了无数次罢工和其他劳工行动。在广东省深圳市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试图成立工会的工人在从2018年7月开始的镇压行动中被拘留。当局还拘留了这些工人的支持者，包括大学生、劳工权利倡导者和公民记者。截至2019年8月，其中许多人仍被拘押。今年早些时候，中国互联网技术人员发起了一场反对剥削性工作时段的运动，这种工作时段被称为“ 996工时制”，即上午9点至晚上9点，每周六天。许多中国公司采用该工时制度，如此长时间的工作违反了中国的劳工法。

中国妇女在聘用、工资和晋升方面继续面临严重的歧视，工作场所还存在性别偏见和性骚扰。来自维权活动的公众压力，包括受到“#我也是”激励的运动，促使中国官员开始制定旨在阻止职场性骚扰和性别歧视的政策。但是，执法不力的情况和歧视性法律仍然存在。

中国威权主义的崛起是21世纪最重要的挑战之一。在未来几十年中，全球挑战将要求中国发挥建设性作用，尊重和加强13亿中国人民的声音，而不是压制他们的声音。美国的外交政策必须优先考虑在中国促进普世人权和法治，不仅要尊重和保护中国人民的基本尊严，而且要更好地增进全人类的安全与繁荣。

 

重要调查结果

言论自由

• 中国政府和共产党继续限制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违反了国际人权标准。
•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关于中国遵守国际人权规范的第三次普遍定期审议（UPR）中，非政府组织（NGO）报告称中国政府和共产党侵犯了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非政府组织利益相关者对中国政府在普遍定期审议过程中的影响力表示关切。
• 中国新闻业的状况继续恶化。中国的一些专业新闻工作者将新闻业的当前状况描述为“全面审查时代”。此外，政府继续打压建立网站报道侵犯人权行为或与之关联的“公民记者”，例如危志立、杨郑君和柯成兵等关注劳工状况的人士被拘留。外国记者面临来自政府的多重挑战，包括监视、骚扰和阻挠。
• 政府和党继续将互联网安全与国家安全挂钩。去年，当局拘留并起诉了在网上批评政府官员和政策的人士。当局还审查或歪曲了政府认为“政治敏感”的一系列新闻和信息，包括天安门事件30周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人权状况、香港反对修改引渡条例的抗议活动、以及贸易问题。
•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重申要对大学实行思想控制，导致中国学术自由度下降。据报道，数百名学者（主要是维吾尔族学者）被关押在新疆大规模拘禁营；一些倡导劳工权利的大学生被拘留；批评政府和共产党的大学教师遭受解聘、停职和其他形式的纪律处分。

 

劳工权利

• 中国的法律和规范继续违反国际劳工权利标准，包括建立或加入独立工会的权利。中华全国总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组织，也仍然是中国法律允许的唯一工会组织。
• 中国政府没有公开报道工人罢工和抗议的次数，非政府组织和公民记者仍然难以全面获取关于劳工行动的信息。据总部设在香港的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工通讯记录，2018年发生了1702起罢工和其他劳工行动，比2017年的1257起明显增加。2019年3月，中国互联网技术人员发起了一场反对“996”的运动。许多中国技术公司采用这种工时制，即上午9点至晚上9点，每周六天。这场运动始于微软拥有的软件开发平台Github上的一个项目，它揭示该工时制违反了中国劳工法。该项目获得了20万颗星的点赞，显示它得到公众的广泛支持。

各行业罢工和其他工人集体行动百分比

	制造	建筑	交通运输	服务	其他	报道总次数
2018	15.5% (263)	44.8% (763)	15.9% (270)	13.3% (227)	10.6% (180)	1,702
2017	19.7% (267)	38.1% (518)	8.6% (117)	15.2% (207)	10.8% (148)	1,257

资料来源：《中国劳工通讯》。请注意，百分比表示在有记载的年度工人集体行动总次数中所占比例。

 

• 在2019报告年度，中国当局限制了公民社会组织在劳工问题上的运作能力，并且在全国范围内扩大了对劳工维权人士的打压。至2019年8月，当局继续拘留50多名工人和劳工维权人士，包括付常国、张治余（常被称为“张治儒”）和吴贵军。
• 中国当局和大学官员监视、骚扰并拘留了为劳工倡导权益的大学生和最近的毕业生。在广东省深圳市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独立工会的事件中，当局拘留了大约50名支持工人的维权人士，其中包括北京大学毕业生岳昕。 2018年10月，由于中国“严重侵犯学术自由的行为”，康奈尔大学工业与劳工关系学院暂停了与中国人民大学的两个学生交流项目。截至2019年5月，中国当局在北京大学拘留了21名马克思主义学会成员，包括邱占萱和张圣业。
• 政府数据显示去年工作场所死亡人数持续下降，但中国工人和劳工组织对安全设备和培训不足表示担忧。2019年3月，江苏省一次化工厂爆炸造成78人死亡，这是2015年以来中国最大的工业事故。

 

刑事司法

• 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官员继续滥用刑法和警察权力“维护稳定”（简称“维稳”），以期维持一党统治。中国政府利用刑法打压维权人士、宗教信徒和少数民族群体。
• 政府继续声称死刑仅限用于少数罪行和最严重的罪犯。据国际特赦组织估计，中国执行死刑的人数超过任何其他国家。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例如维族穆斯林——被判处死刑者占很大比例，原因之一是其宗教信仰。
• 过去一年里，当局继续使用各种形式的任意拘留剥夺个人自由，这种做法违反了国际人权标准。
• 当局对维权人士、律师、上访人员和其他人长期审前羁押，包括“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是一种可长达六个月的单独拘禁形式。当局还限制聘请律师，使被拘禁者面临被当局虐待的风险。

 

宗教自由

• 学者和国际人权组织说，过去一年里中国的宗教迫害是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最严重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变本加厉地推行宗教“中国化”，这项运动旨在把中国的宗教置于更严密的官方控制之下，并与官方认可的中国文化定义保持一致。当局扩大了“中国化”运动的范围，不仅针对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境外”宗教，还把汉传佛教、道教和民间宗教信仰纳入其中。
• 对回族穆斯林宗教自由的侵犯继续加剧，并计划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宁夏）实施目前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采用的“反恐”措施。宁夏是回族穆斯林最集中的地区之一。 2019年1月通过了一项把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五年计划。与此同时，现行政策包括要求伊斯兰教领袖和普通信徒展示其政治可靠性的措施。
• 中国当局继续对属于官方教会和家庭教会的中国基督徒进行更多的监视、骚扰和控制。委员会了解到，过去一年里有报道说一些未登记的大型教会被正式禁止，其中包括北京市的锡安教会和守望教会、广东省广州市的荣桂里教会和四川省成都市的秋雨圣约教会。中国外交部于2018年9月与罗马教廷签署协议，旨在为统一国家认可的教会和地下天主教社区铺平道路，但中国地方当局对天主教徒的迫害有增无减，其做法包括拆除教堂、拆除十字架和继续拘留地下教会的神职人员。
• 与往年一样，当局继续拘留法轮功学员，并严酷地对待他们。据报道，在2018年有931名法轮功学员被判犯有“邪教”罪。人权组织和法轮功学员记录了在关押期间学员遭受的胁迫和暴力，包括人身暴力、强迫服药和其他形式的酷刑。
• 地方上针对学生和各种专业人士的宗教禁令激增。共产党修改了其纪律处罚条例，对宣示宗教信仰的党员施加更严厉的处罚。

 

少数民族权利

• 当局对回族穆斯林的活动场所和设施进行破坏和改造，延续了最近的收紧趋势，而过去对回族社区相对宽容。这些变化缩小了回族穆斯林寻求与占主导地位的汉族不同的种族和宗教身份的空间。
• 内蒙古自治区的蒙古族牧民因失去传统放牧地举行示威并向政府请愿。与以往的报告年度一样，当局拘留了一些和平抗议的蒙古族牧民。

 

人口控制

• 尽管人口专家和人大代表从人口、经济和人权角度对中国政府的人口控制政策表示关切，中央政府当局仍然拒绝终止生育限制的呼吁。委员会注意到，继续有报道说非法怀孕和生育的家庭受到中国当局的威胁或实际处罚，包括高额罚款、解雇和堕胎。
• 中国政府推行的严格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中国社会的老龄化和性别比例失衡。在长达数十年的人口控制政策下，以强迫婚姻和商业性剥削为目的的人口贩运仍然是日益严峻的挑战。

 

专题：流动人口居住区成为“扫黑除恶”运动的目标 之一

• 中央当局于2018年发起的一场打击黑社会运动被用于打压边缘化群体。这场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既定目标包括确保中国的持久政治稳定以及进一步巩固共产党统治的基础。
• 委员会注意到，有报道说地方政府利用这场扫黑除恶运动打压上访者（向政府申诉冤屈的个人和团体）、宗教信徒、基层选举候选人和律师。一些地方政府还以扫黑除恶运动的名义加强了对内部流动人口居住区的监视。

 

妇女状况

• 从招聘和雇用到工资和晋升，中国妇女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面临着严重的歧视。性别偏见和工作场所的性骚扰是造成就业性别差距的主要因素。国家法律规定的育儿假和其他仅限女性的福利也造成了这种差距。
• 尽管受到官员的压制，但公开倡导妇女权利的独立声音继续影响着公众舆论和政策。在基层活动人士发起的维权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公众压力之后，中国官员提出了解决就业中性别歧视的政策。但是，执法不力的现象和歧视性法律依然存在。
• 30％的妇女经历过某种形式的家庭暴力，但截至2018年12月，即2016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通过近三年之后，中国法院仅发布了3718项保护令。

 

人口贩运

• 中国当局对新疆的维吾尔族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实施强迫劳动，让他们生产食品、纺织品和其他商品。
• 缅甸、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蒙古、朝鲜、巴基斯坦和越南等国的妇女和女童被拐卖到中国遭受强迫婚姻和性剥削；缅甸、蒙古、尼泊尔和朝鲜的人口被拐卖到中国遭受强迫劳动。一些中国国民则被拐卖到中国以外的地方，包括美国。
• 据报道，为赚取收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鲜）政府继续向中国派遣朝鲜国民，让他们在可能构成强迫劳动的条件下工作，这种做法可能违反了联合国的制裁规定。
• 香港仍然是拐卖在剥削性条件下工作的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外籍家庭佣工的目的地。

 

在中国的朝鲜难民

• 中国政府继续拘留在中国的朝鲜难民，并将他们遣返朝鲜。这些难民在朝鲜面临严厉的惩罚，包括酷刑、监禁、强迫劳动甚至处决。遣返朝鲜难民违反了中国根据国际人权和难民法律承担的义务，可能构成“帮助和教唆危害人类罪”。过去一年里，中国和朝鲜当局据报实施了更严格的边境管制，以阻止朝鲜难民出逃。
• 离开朝鲜的大部分朝鲜难民是妇女。中国政府拒绝承认这些妇女是难民，并拒绝为她们提供法律保护，可能助长了中国境内拐卖朝鲜妇女和女童的活动。中国父亲和朝鲜母亲所生的许多儿童由于在中国缺乏合法居民身份而被剥夺了受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务的基本权利，这种情况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和《儿童权利公约》。

 

公众健康

• 尽管中国政府过去十年来一直在努力改善质量控制，但有关食品安全和疫苗安全的丑闻在过去一年中仍层出不穷。分析人士认为其原因在于缺乏问责、监管能力薄弱、执法不力、腐败和偏好廉价商品的政府采购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2019年6月通过了一项新的疫苗管理法，旨在加强疫苗监督，对不合格或假疫苗的生产者进行处罚，并对劣质疫苗的受害者予以赔偿。
• 尽管制定了旨在改善食品和疫苗安全以及对有犯罪行为的公司和个人进行处罚的强有力法规，但当局继续拘留敢于直言和组织抗议活动的公民，包括受污染疫苗的受害者以及儿童受害者的家长。
• 据报道，中国当局继续把一些人强行关入精神病院，包括批评政府的人以及对政府官员和法律程序不满的人，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禁止此类虐待行为。

 

环境

• 由于当局自上而下地应对环境挑战、缺乏透明度并压制和拘留环保人士，环境污染仍然是中国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2018年的工作报告中阐明了中国政府的环境治理愿景，提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但是，公众在环境保护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依然有限。
• 2018年，由于中国国有银行资助了国际燃煤发电项目，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继续增加。尽管中国政府继续报告环境保护方面的进展，但2019年3月全球3000多个城市的空气污染排名显示，2018年100个污染最严重（按细颗粒物浓度计算）的城市中有57个在中国。

 

工商企业与人权

• 中国国内企业和外国公司涉入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严重侵权行为的可能性日益增大。例如，据专家记录，新疆的大规模拘禁营网络迅速扩大，当局利用这些设施任意拘押了一百多万人，主要是少数民族穆斯林。作为与新疆当局进行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一项内容，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拘禁营提供了监视系统。
• 过去一年里，委员会注意到有大量关于在新疆发生的强迫劳动的报道。一项调查发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使用强迫劳动的公司提供的物料已进入阿迪达斯、H＆M、耐克和巴塔哥尼亚等主要国际服装公司的供应链。
• 中国安全部门继续与国内公司合作，以扩大中国政府监控系统的覆盖范围和分析能力。据报道，中国的技术公司商汤科技、旷视、云从科技、依图科技和天地伟业都向中国当局出售了用于监视系统的技术。政府使用这项技术监视维权者以及被政府视为威胁的其他人士。

 

公民社会

• 在过去几年中，中国政府严厉压制人权律师、妇女权益倡导者、劳工维权人士、公民记者和上访者。与此同时，2016年通过的立法和法规改革继续实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作用和权限增加，导致非政府组织开展人权倡导活动的空间继续缩小。
• 中国政府强调海外非政府组织是对中国“政治安全”的威胁，但没有对该术语作出界定。中国政府援引这个意义模糊的术语来打压从事人权和法治倡导工作的组织。
• 中国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压制劳工维权活动，并将此类活动归因于受外国利益方驱使，增大了中国工人成立基层组织和维护自己的权利的难度。中国当局于2018年7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对劳工维权人士进行大规模打压，当时广东省深圳市佳士科技工厂的工人试图组织工会并获得了全国各地大学生和互联网用户的广泛支持。当局把劳工抗议活动说成是由“外国资助”的非政府组织策划的，并骚扰、殴打、拘留和起诉了劳工维权人士和支持者。
• 中国政府继续压制中国的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和疑惑人士（LGBTQ）的权利。LGBTQ人士面临诸多挑战，包括缺乏法律保护。中国政府打压了LGBTQ领域的组织和维权人士。尽管如此，LGBTQ维权人士仍然支持反对工作场所歧视和性骚扰以及信息审查的在线运动。中国政府并未遵循联合国机构关于LGBTQ保护的多项建议。

 

民主治理机制

• 中国的一党专制政治制度仍然不符合国际人权标准，因为当局剥夺了公民实质性参与选举程序和一般公共事务的权利。
• 随着习近平总书记继续推动依法治国，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规则，把党对政府和社会的控制方式和程度正规化。这些规则加强了党的全面权威，使习近平的个人领导集中化。其中一套规则把长期以来党对司法机关、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的控制权正规化。
• 中央政府还发布了政府人员管理规则，要求公务员接受政治灌输，并将政治因素作为职业发展的标准。党中央曾发布一份意见书，即使在工作时间之外也禁止官员表达与党的政策不一致的观点或“妄议”党的政策。
• 过去一年里，公民参加有限的地方选举的机会减少了。中国当局将基层委员会的选举频率从每三年一次减少到每五年一次，以便与相应的党内职务任期同步，从而“有利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 在国际舞台上，尽管存在侵犯人权的证据，中国仍坚决否认侵犯人权的行为。它进一步拒绝了关于停止任意拘留的建议，并拒绝了释放政治犯的呼吁。

 

获得司法公正的途径

• 中国当局继续支配司法机关，控制法律专业人士，并迫害人权律师，违反了《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 官方媒体宣传党对司法机构的绝对领导权对整个司法程序产生了负面影响。最高人民法院计划修改以往的司法解释，以符合经认可的政治思想。除非党指定专题，否则不发布任何新的司法解释。至于法律服务行业，司法部长敦促律师们“统一思想”，接受党对其工作的绝对领导。
• 当局继续把人权律师的法律代理服务视为对党的政治安全的威胁，继续以“颠覆国家政权”等罪名对他们提出刑事起诉。当局还限制人权律师的言论和行动，并在某些情况下吊销他们的律师执照。

 

新疆

• 过去一年里，新疆当局扩大了法外大规模拘禁营系统，任意拘禁了一百万或更多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回族人及其他人。营地的安全人员对被拘禁者施加酷刑，包括强迫服用药物、惩罚被视为宗教活动的行为、强迫劳动、过度拥挤、剥夺食物、政治灌输等等。由于新疆的拘禁营中人满为患以及当局希望隐瞒被拘禁者的信息等因素，当局将一些被拘禁者从新疆大规模拘禁营转移到中国其他地区的关押设施。据报告，一些被拘禁者由于条件恶劣、医疗疏忽或其他原因在营地死亡。
• 学者和维权团体基于现有证据提出了有力的论点，表明“危害人类罪”框架可能适用于新疆的大规模拘禁营。国际刑事法院的《罗马规约》第7条罗列了11项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的行为清单，其前提是“广泛或有系统地针对任何平民人口进行的攻击中，在明知这一攻击的情况下”。

《罗马规约》第7条所列行为	针对新疆突厥穆斯林所受待遇的可能应用
(e) 反国际法基本规则,监禁或以其他方式严重剥夺人身自由；	自2017年4月前后以来，在新疆的大规模拘禁营中任意长期拘禁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回族人和其他人；
(f) 酷刑；	新疆大规模拘禁营的安全人员对被拘禁者广泛施加酷刑，包括使用电击和在造成疼痛的身体部位加镣铐；
(h) 于政治、种族、民族、族裔、文化、宗教、第三款所界定的性别,或根据公认为国际法不容的其他理由,对任何可以识别的团体或集体进行迫害,而且与任何一种本款提及的行为或任何一种本法院管辖权内的犯罪结合发生；	安全人员拘禁了一百万或更多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和回族人；对新疆居民和平信奉伊斯兰教的行为实施严厉、广泛的限制；对新疆的突厥和穆斯林居民进行严密监视，设立检查站，恐吓和强迫收集生物特征数据。
(i) 强迫人员失踪。	在被关押在大规模拘禁营中的上百万或更多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和回族人中，新疆当局已强迫数百名知识分子失踪。

 

• 据报道，大规模拘禁营的被拘禁者包括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永久居民。美国官员在2019年3月表示，中国当局可能在大规模拘禁营中拘禁了几名美国居民。截至2019年4月，据报道当局拘禁了十多名澳大利亚居民。此外据报道，由于其父母在新疆的行动自由受到限制，至少有五名澳大利亚儿童无法离开新疆。
• 据报道，尽管其他亲人往往愿意照顾儿童，但当局仍将大规模拘禁营中被拘禁者的子女安置在新疆的孤儿院、福利中心和寄宿学校，引发了对强迫同化的关切。
• 新疆政府当局继续使用监视技术和其他措施加强国家对该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并借以确定送进大规模拘禁营的个人。据人权观察的一份报告说，当局继续使用称为“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一体化平台）的集中系统来汇编和分析通过新疆大规模监视机制采集的信息，以发现“非正常”行为，把打压对象送进大规模拘禁营或限制其行动自由。

 

西藏

• 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对外国记者、非政府组织、外国官员、学者和藏族侨民进入西藏自治区（西藏）和中国其他藏区实行了更严格的限制。中国当局要求所有前往西藏的外国游客申请特别许可证。游客必须由政府指定的导游陪同，并且只能参观受控制的地点。外国记者说，西藏的隔离程度比朝鲜更严重，这使中国政府可以掩盖侵犯人权的行为和破坏环境的大规模活动，例如修建拦河坝和采矿，并宣扬共产党及其措施使藏人受益并受到藏人的支持。

• 政府和共产党使用日益先进的技术，在西藏和其他藏族自治地区加强安全和监视，并继续开展“扫黑除恶”，以打压涉嫌组织或参加当局认为威胁政府控制或“社会稳定”的活动的藏人。
• 在“中国化”运动下，当局继续限制藏传佛教徒的宗教自由，该运动旨在使中国的宗教受到更严格的官方控制，并符合官方认可的对中国文化的解释。当局采取的行动包括对宗教领袖进行强制性政治教育、在有影响力的寺院进行大规模驱逐、禁止青少年从事宗教活动、以及用过去和现任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和习近平的形象取代藏传佛教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形象。
• 中国政府继续在西藏和其他藏区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包括修建水电大坝、采矿和重新安置藏族游牧民，而没有向藏族居民、独立环保非政府组织或维权团体征求意见。上述活动侵犯了藏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例如其居住权和生计权，并引发了环境科学家和环保人士对其区域性和全球性影响的关切。
• 达赖喇嘛于1995年5月认可的班禅喇嘛更登确吉尼玛于2019年4月25日满30岁，但仍被政府秘密关押在一个未知的地方。此外，共产党继续侵犯藏传佛教徒的宗教自由，继续推动它所选择的班禅喇嘛坚赞诺布公开露面，包括安排他首次出国访问，前往泰国和一个佛教圣地。这种做法进一步引发了人们的猜测，即中国官员将最终试图利用他来选择下一位达赖喇嘛。

 

香港和澳门的局势变化

• 委员会注意到，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的自治和基本自由受到进一步侵蚀。香港政府力求推动对香港引渡条例的修改，以允许把人员引渡至中国大陆，并授权行政长官在不经立法委员会（立法会）审查的情况下就个案做出遣送逃犯的决定。如果获得通过，该法案将使香港本地人和在香港过境、访问或居住的外国公民面临被引渡到中国的风险。
• 从2019年3月开始，在香港发生了一系列反对引渡条例修正案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参加者从数万至两百万不等，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担忧。尽管香港政府决定暂停（而非撤回）对引渡条例修正案的审议，但整个夏季抗议活动仍在继续。抗议者要求政府正式撤回引渡条例修正案，成立一个独立委员会调查抗议期间警方过度使用武力的报道，撤销把6月12日的示威活动视为“暴动”的定性，撤销对被捕的引渡条例修正案抗议者的所有指控，并推行民主改革，允许香港实行普选。
• 过去一年里，香港政府继续基于政治信仰和结社行为拒绝承认立法会以及地方选举候选人刘小丽和朱凯迪等人的参选资格，这种做法违反了《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第21条，该条例保障“在真正、定期之选举中投票及被选”的权利。
• 香港政府继续对公众抗议——包括2014年的民主抗议活动（“雨伞运动”）——的领导人和参加者追究刑事责任。 2019年4月，香港一所法院裁定雨伞运动的九名领导人犯有与“公众妨扰”有关的罪行，判处戴耀廷和陈健民有期徒刑16个月，并判处黄浩铭和邵家臻有期徒刑8个月。
• 香港政府限制言论、结社和集会自由，取缔了支持独立的香港民族党（HKNP），并拒绝了金融时报亚洲编辑马凯（Victor Mallet）的签证续延申请。马凯曾在此数月前主持了有香港民族党创始人陈浩天出席的活动。一次有异议艺术家巴丢草出席的活动因“安全考虑”被取消，据报道中国政府当局曾对艺术家巴丢草进行威胁。
• 中国政府在香港的影响力，以及香港官员自愿地顺其利益行事，显示了过去几年所观察到的自治度下滑的趋势有所延续。该趋势不仅关系到保护香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也影响到将来美国对香港的政策，因为有关政策是根据香港自治度而制定的。

• 在2019年澳门行政长官选举中，委员会没有看到澳门在实现全民普选方面取得进展。澳门前立法会主席贺一诚于2019年8月25日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赢得选举，因为他是唯一在拥有400名成员的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中获得足够提名的候选人。

 

 

对国会和行政当局的总体建议

随着中国政府和共产党继续侵蚀中国的法治和中国人民的人权，美国政府应当制定协调一致的政策，以反映为促进美国的利益以及渴望和平、权利保护、法治和真正的政治改革的中国公民的利益，有必要通过施加压力推动实现更大透明度、互惠性和对普世标准的遵从。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对普世人权和法治的共同承诺以及捍卫此等价值观的意愿是建立合作联盟、安全伙伴关系和多边协商机制的基础，而此等机制正是美国的力量所在。委员会谨提出以下建议，供国会和行政当局参考：

• 针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制定全政府统一方略。为了确保美国政府能够在战略上应对一个更专制的中国，总统应发布一项制定全面战略的政策指令，要求与中国政府互动的美国政府各部门将人权、法治和民主治理纳入其关键性使命战略。这项战略应包括在美国政府内部加强应对虚假信息、强迫性政治影响力运作和信息审查，尤其是针对中国海外侨民的措施。行政当局在制定该战略的过程中，应注意通过信息传播和计划实施反制对中国公民影响最大的侵权行为，特别是影响到工人、家庭、宗教信徒、少数民族团体、互联网用户、妇女和农村居民的行为；避免营造对华裔美国人不公平怀疑的气氛，因为他们通常是强迫性政治影响力运作的目标；并向在美国生活、学习或工作的中国国民说明其享有的权利。
• 解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的侵犯人权行为。行政当局应在美国政府内部统一应对政策，以解决新疆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包括采取下列措施：

• 利用《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公法第114-328号）规定的制裁措施，对参与大规模拘禁和监视维吾尔人及其他突厥穆斯林少数群体的中国企业和政府官员追究责任，并鼓励志同道合的盟友采取类似制裁措施。
• 把新疆政府和安全机构列入美国商务部的“实体名单”，对面部识别系统、机器学习以及生物识别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销售进行管制。
• 在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就新疆问题进行公开辩论，或至少按照“阿里亚办法”提交简报，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发起或签署关于新疆问题的共同声明。
• 制定与中国及上海合作组织其他国家进行反恐和执法合作的指南，以确保美国政府不容忍或协助中国当局打压国内政治异议或限制国际公认的人权。
• 与国会合作，通过提供信息和新授权的法律，包括出口管制和对美国政府从中国采购的限制，以便针对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暴行采取更强有力的应对方略，包括通过《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S.178 / H.R. 649）。

• 就侵犯人权行为追究中国政府官员的责任。对参与侵犯人权——包括严厉限制宗教自由和纵容人口贩运——的中国政府官员，除了根据《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实施的基于名单的制裁外，行政当局还应当战略性地使用下列法律中包含的机制对他们实施金融制裁或拒发美国入境签证：《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公法第105-292号）、《2000年人口贩运受害者保护法》（公法第106-386号）、《2016年朝鲜制裁及政策促进法》（公法第114-122号）和《2000年海军上将詹姆斯· 南斯对外关系授权法》（公法第106-113号，附录G）。
• 更新“天安门制裁”。国会应加强禁止向中国政府出售“犯罪控制和探测”设备（公法第101–246号第902节(a)(4)）的现行制裁措施，把相关服务和培训也列入制裁范围，并明文规定识别和管制大规模监视、创建预测性警务平台以及收集敏感的电子或生物识别信息所需的技术。
• 管控美国资本市场准入。对已经进入美国资本市场的中国公司和实体，行政当局应当查明它们是否为在中国（包括在新疆）侵犯人权提供了物质支持或技术能力，并将为侵犯人权提供支持的公司和实体编入名单，通过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加强信息披露要求，并提醒美国投资者这些中国实体在美国资本市场的存在。
• 对香港自治被侵蚀的问题做出努力。国会应通过《 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S.1838 / HR 3289）[1]，该法案要求每年对香港自治作出认证，从而促进定期进行关于如何根据美国法律保持香港特殊贸易和经济地位的讨论。该法案亦提供责任追究机制，以对压制言论和集会自由或破坏法治的香港和中国政府官员追究责任。
• 更新《西藏政策法案》。国会应更新《2002年西藏政策法》（公法第107-228号），以在美国政策中阐明达赖喇嘛的转世纯属宗教事务，应完全由藏传佛教社群决定。该法案应明确规定，干扰认可达赖喇嘛继任者或转世者的中国官员将受到与《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相似的金融、经济和签证制裁。行政当局应听取国会关于实施《2018年西藏旅行对等法》（公法第115-330号）的指导，并针对拒绝美国人进入藏族地区的中国官员采取该法律规定的制裁措施。
• 为支持中国人权发声。国会议员和行政当局官员，特别是总统，应定期与中国公民社会和人权捍卫者、香港公民社会、达赖喇嘛和其他流亡藏人（包括藏人行政中央）、维吾尔侨民以及其他人权倡导者和非政府组织会晤。美国总统表态支持中国的人权与民主至关重要。
• 应对互联网威权主义。由于互联网威权主义的发展是与中国政府外交政策相关的最紧迫的国家安全和人权挑战之一，因此行政当局和国会应在下列各方面共同努力：

• 与盟国和合作伙伴共同领导一项全球性努力，制定一套开发和使用人工智能（AI）的原则，以确保保护人权，包括隐私权。
• 启动一项数字基础设施计划，把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开发列为美国对外援助计划的优先事项，包括通过实施《2018年善用投资促进发展法》（公法第115-254号）。

• 反制互联网审查。行政当局应制定一项全面的跨部门行动计划，通过资助和广泛传播有效的技术来促进互联网自由，以便在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最大程度地普及互联网。该计划内容可包括积极反对中国政府建立新的“互联网主权”国际准则的企图、扩大对公民社会倡导者的数字安全培训、并以透明方式使用国会授权的资金来规避中国的“防火长城”。此外，行政当局应为美国政府官员（包括从事贸易谈判的官员）制定谈话要点，始终将新闻、言论和结社自由与中美利益联系起来，并指出审查制度妨碍信息流通，不利于解决公共卫生和环境危机、食品安全、腐败、以及公众关注的其他问题。
• 促进大学和智库资金的透明度。作为对美国《1965年高等教育法》（公法第89-329号）的任何修正的一部分，如果单一外国政府、机构或协会的年度捐赠超过一万美元，则国会应要求美国的高等院校公开报告所有此类外国捐赠、合同和实物捐助。还应要求美国智库和其他非政府组织在税务申报中公开披露所有外国赠款和捐款，以保持非营利资格。
• 抵制外国恶性影响。中国政府加强使用虚假信息、宣传、经济恐吓和政治影响力来削弱对普世人权的承诺并在全球推广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经济模式，针对由此带来的战略挑战，行政当局应向国会提交一项应对战略。行政当局应制定一项行动计划，以抗击中国政府在全球范围内的“锐实力”活动，监控外国影响力运作，并提供从事外国影响力运作的中国各部委、实体和个人的信息以及他们与中国共产党或政府的联系。国会应通过《抵制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政治影响行动法案》（S.480 / H.R. 1811），其中除其他优先事项外，还澄清美国政府的政策和声明应明确区分中国人民和文化与中国政府和共产党，确保中国中央政府和党的政治影响力运作不会导致华裔美国人或中国侨民在美国遭受负面影响。
• 扩大《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ARA）的授权。政府和国会应共同努力，扩大《1938年外国代理人登记法》（1938年6月8日法案第327章第14节）的授权范围，使监督和透明度要求涵盖外国代理之外的问题领域，以便应对美国当今面临的挑战，其中包括与中国驻美国使领馆合作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涉及的事件、美国大学和高中的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以及由接受中国资金的美国公司购买美国法规禁止出口的技术。
• 制定非政府行为准则。行政当局应与美国非政府组织和学术机构合作，制定与中国政府下属实体进行互动的行为准则，以帮助他们应对为在中国有效开展工作遇到的挑战，抵制具有操纵性、强制性或破坏民主制度的影响力运作，帮助保护人权和学术自由。
• 高度重视互惠。作为当前贸易谈判内容的一部分，行政当局应寻求达成一项行路规则协议，以纠正美中关系中长期存在的外交、投资、媒体以及文化和学术交流失衡问题，并向国会提交一项在美中关系中更普遍地寻求互惠的战略，特别是确保美国的媒体和非政府组织享有运作、出版和广播自由，一如日益增多的受中国政府主导和资助的智库、学术机构和媒体在美国享有的自由。
• 扩大全球联盟以促进人权。当美国政府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发挥有效的外交领导力时，国际社会对人权的反应将产生最大的影响。行政当局应向国会提交一项关于中国的多边人权外交战略，以便在中国政府利用多边机构破坏人权准则和妨碍对其未能履行国际义务的讨论时协调应对措施。作为该战略的一部分，行政当局还应考虑采取下列措施：

• 建立一个与志同道合的盟友协调人权外交和技术援助项目的公开机制，使所有参加国的专家和非政府组织能够实质性地参与其中。
• 鉴于为中国境内的公民社会组织提供资金日益受到限制，为中国境外的人权和法治倡导组织的能力建设计划增加拨款。
• 建立多国人权对话，由美国政府邀请没有与中国进行人权对话的国家（或那些被中国政府取消人权对话的国家）参加或观察与中国政府的正式讨论。
• 协调公开声明、外交文书和公共外交工作，谴责对中国政治和宗教犯的拘留以及中国的其他严重侵权行为，并以灵活多变的形式将有关这些努力的信息传达给中国人民。

• 高度重视通过外交接触终止酷刑和任意拘留。行政当局应高度重视终止中国拘留设施中的酷刑和一切形式的任意拘留，并在所有双边会谈中以及有美中两国加入的多边机构中提出这些问题。行政当局应开展大规模公共外交活动，并支持媒体的努力，以提高国际社会对政治犯和宗教犯“黑监狱”、精神病院、强制隔离戒毒所、公安局和国家安全部看守所、以及新疆的大规模拘禁营的认识。此外，对于协助个人向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提交材料的非政府组织项目，行政当局还应考虑给予资助，以便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联合国特别程序系统提供可操作的信息，并积累中国官员参与对政治犯和宗教犯施用酷刑和任意拘留的证据。
• 采取实质性行动消除人口贩运。中国因未达到消除人口贩运最低标准而被列为“第三级”国家，为采取相应措施，行政当局应使用《2000年人口贩运和暴力行为受害者保护法》（公法第106-386号）和《2015年纳入女童法》（公法第114-24号）提供的各种工具，包括对参与人口贩运的官员和实体实施制裁。此外，行政当局应向国会提交一项应对新疆强迫劳动问题的战略，包括公布从中获利的中国企业、协助公司在全球供应链中识别来自新疆的强迫劳动商品、扩大对《2015年贸易便捷化及贸易执行法》（TFTEA）（公法第114-125号）中“合理怀疑”标准的应用，以阻止强迫劳动商品进入美国。
• 保护朝鲜难民。行政当局应使用《2004年朝鲜人权法》（公法第108-333号）和《2016年朝鲜制裁及政策促进法》（公法第114-122号）提供的工具，把更多未经审查的新闻和信息传播至朝鲜和在中国寻求庇护的朝鲜人，包括通过叛逃者社区传播；对受益于朝鲜强迫劳动和协助朝鲜政府规避国际制裁的中国公司、个人或银行实施二级制裁。美国国务院朝鲜特别代表应向国会提交一项战略，以保护在中国的朝鲜难民，实施朝鲜人权状况调查委员会的建议，并促使关闭朝鲜和中国现有的、用于关押难民的监狱劳动营和其他形式的任意拘留设施。
• 为具体政治犯倡导权益。国会议员和行政当局最高层官员在与中国政府官员会晤时应提出具体的政治犯案例。经验表明，持续重点提出具体政治犯案例及其反映的更广泛的人权问题，能够改善政治犯在拘押中的待遇、减轻量刑、在某些情况下帮助他们从羁押、拘留或监禁中获释。行政当局应考虑设立宗教犯和政治犯特别顾问，以代表中国乃至全球的政治犯和宗教犯协调跨机构资源。鼓励国会议员“认领”具体囚犯，并通过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的“捍卫自由项目”为他们倡导权益。

 

来自行政当局的委员会成员一直参与并支持委员会的工作。本《年度报告》的内容——包括其调查结果、观点、法律结论和建议——不一定反映行政当局具体人士的看法或行政当局的政策。

委员会以17:0的票数通过本报告。

赞成通过：众议员McGovern, Kaptur, Suozzi, Malinowsky, McAdams, Smith, Mast和Hartzler；参议员Rubio, Lankford, Cotton, Daines, Young, Feinstein, Merkley, Peters和King。

值得关注的政治犯案例

委员会鼓励国会议员和行政部门官员查阅其政治犯数据库（PPD），以便获得具体政治犯或政治犯群体的可靠和最新信息。委员会的《2019年度报告》列举了一小部分值得关注的人士，他们由于以和平方式行使国际公认的人权而被中国当局拘留或判刑。委员会鼓励国会议员和行政部门官员在与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官员会谈时倡导这些人的权益。欲详细了解这些案例以及《年度报告》中提出的其他案例，请参阅委员会的政治犯数据库。

姓名 PPD案例编号		案例概述 （2019年8月）
Abdughappar Abdurusul 阿卜杜勒加帕尔 政治犯数据库案例编号: 2018-00645	拘禁日期：2018年7月 拘禁地点：未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被拘留。 罪名：未知 状况：判处死刑 背景信息：阿卜杜勒加帕尔是商人和慈善家，42岁，居住在伊宁市，被拘留的原因可能是自行朝觐，而不是参加中国政府组织的朝觐团。他的兄弟报告说，官员在不允许聘请律师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审判，把阿卜杜勒加帕尔判处死刑，并没收了其家庭财产。 补充信息：据报道，当局还于2018年4月拘留了他的妻子Merhaba Hajim，并把她关押在一个大规模拘禁营中。据报道她在拘禁中死亡。2017年，他们18岁的长子阿热尔从土耳其留学回国后被当局拘留。当局还于2018年7月前后拘留了阿卜杜勒加帕尔的弟弟阿卜杜卡迪尔和他的妻子（身份不明）。目前没有关于他们被拘留状况的详细信息。
Rahile Dawut 热依拉·达吾提 政治犯数据库案例编号: 2018-00552	拘禁日期：2017年12月 拘禁地点：未知，可能被关押在新疆的一个大规模拘禁营。 罪名：未知 状况：失踪 背景信息：维吾尔民族学家热依拉·达吾提失踪，据信被关押在一个大规模拘禁营中。朋友和其他观察人士认为，当局拘留她可能是由于她为保护维吾尔族文化和遗产做出的努力，也可能是由于她和外国的联系。她曾在新疆大学任教，并因其对传统维吾尔文化的学术研究而广受尊敬。 补充信息：据报道，至少有一名热依拉·达吾提的研究生也失踪了。
Tashpolat Teyip 塔西甫拉提·特依拜 政治犯数据库案例编号: 2019-00064	拘禁日期：2017年3月 拘禁地点：新疆某处未知地点 罪名：可能与分裂国家相关 状况：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背景信息：新疆大学校长塔西甫拉提·特依拜在准备飞往德国参加会议时在北京失踪。特依拜是一名维吾尔族地理学家，因其对环境的研究而享有国际声誉，当局指责特依拜和其他五名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是“分裂主义者”。据报道，当局严厉谴责特依拜的“两面性”，中国官员用这个术语指代假装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少数民族干部。特依拜的一名学生说，他在公开演讲时习惯用维吾尔语问候听众，这可能是导致当局将他作为整肃对象的一个原因。
Sanubar Tursun 塞努拜尔·吐尔逊 政治犯数据库案例编号: 2019-00071	拘禁日期：2018年下半年 拘禁地点：未知，可能被关押在新疆的一个大规模拘禁营。 罪名：未知 状况：未知 背景信息：维吾尔族著名歌手塞努拜尔·吐尔逊于2018年下半年在中国境内失踪。2018年11月，原定于2019年2月在法国演出的音乐会被取消，原因是负责与她联系的国际人士无法与她取得联系。当局可能已将吐尔逊判处5年徒刑，但消息人士无法证实这一点。
Bonkho Kyi 本考吉 政治犯数据库案例编号: 2012-00261	拘禁日期：2015年11月 拘禁地点：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的一处监狱 罪名：未知 状况：判处7年徒刑 背景信息：2015年10月至12月之间，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的公安人员拘留了至少8名被指控参与组织达赖喇嘛80岁生日纪念活动的藏人，其中包括本考吉，她曾协助组织一次纪念该生日的公众野餐。 补充信息：因纪念达赖喇嘛80岁生日而被拘留的其他藏人包括阿嘉嘉（Argya Gya/Akyakya）、次臣（Tsultrim/Tsulte）和次成（Tsultrim），所有这些人仍在拘押中。

 

 

 

Tashi Wangchug 扎西文色 政治犯数据库案例编号: 2016-00077		拘禁日期：2016年1月27日 拘禁地点：青海省东川监狱 罪名：煽动分裂国家 状况：判处5年徒刑 背景信息：藏族语言权利倡导者和企业家扎西文色（又名“扎西旺楚”）在互联网上进言，呼吁青海省政府改善双语教育，并雇用更多的双语公务员。在对扎西文色的审判中，当局把《纽约时报》的一部简短纪录片作为证据，其中描述他因藏语教育不足而试图提起诉讼。
Bian Lichao 卞丽潮   政治犯数据库案例编号: 2018-00176	拘禁日期：2012年2月25日 拘禁地点：河北省石家庄监狱 罪名：未知 状况：判处12年徒刑 背景信息：公安人员拘留了中学老师和法轮功学员卞丽潮，据称是因为他制作了DVD和其他材料来宣传与法轮功有关的神韵艺术团。 补充信息：2014年，当局还拘留了卞的妻子、女儿和另一名亲戚，原因是卞的女儿企图前往监狱探视。
Gao Zhisheng 高智晟   政治犯数据库案例编号: 2005-00291	拘禁日期：2017年8月 拘禁地点：北京市（未经证实）。高智晟在陕西省榆林市贾县的家中被软禁时被当局强迫失踪。 罪名：未知（如有） 状况：失踪 背景信息：高智晟目前被拘留的原因未知。自2006年8月以来，当局以各种形式拘押原律师高智晟（其律师执照于2005年被吊销），据报是因为他在土地征用案中代表被征地农民，并撰写公开信谴责对法轮功学员和基督徒的迫害。据报道，在被拘留期间当局对他动用了酷刑。

 

 

 

Huang Qi 黄琦 政治犯数据库案例编号: 2004-04053	拘禁日期：2016年11月28日 拘禁地点：四川省绵阳市看守所 罪名：为境外实体非法提供国家秘密和故意泄露国家秘密 状况：判处12年徒刑 背景信息：黄琦是一位公民记者，也是“64天网”的创办人。该网站报道了中国的上访者和其他人权问题。黄琦过去曾被判刑，原因是在网上发表有关1989年天安门抗议活动和法轮功的文章，并帮助2008年四川地震中丧生的孩子的父母。 补充信息：尽管黄琦患有危及生命的肾病，但当局拒绝了他的保外就医申请。自2018年12月以来，当局还拘留了黄琦85岁的母亲蒲文清，把她软禁在家中和医院里。
Jiang Wei 姜伟 政治犯数据库案例编号: 2018-00366	拘禁日期：2015年11月9日 拘禁地点：辽宁省女子监狱 罪名：未知 状况：判处12年徒刑 背景信息：姜伟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因其信仰被多次拘留。此前，当局曾于1999年判处她劳教3年，劳教期间她遭受电击和其他身体虐待。2004年，当局判处姜伟有期徒刑8年，后来把她送入精神病院。 补充信息：据报道，江在狱中遭受了虐待，包括辱骂、殴打和15天单独监禁。单独监禁时，她被关在一个很小以致无法站立的牢房中。她还被迫在牢房内进食和排便，里面充斥着苍蝇和蚊子。
Li Yuhan 李昱函   政治犯数据库案例编号: 2017-00361	拘禁日期：2017年10月9日 拘禁地点：辽宁省沈阳市第一看守所 罪名：寻衅滋事、诈骗 状况：审前羁押 背景信息：李昱函是一位律师，曾担任维权律师王宇的法律代理人，王宇在当局于2015年中期开始的打压维权律师的活动中被拘留。 补充信息：李昱函患有多种疾病，包括心脏病、高血压和甲状腺功能亢进症。据报道，看守所的工作人员指使其他被拘留者在李昱函的食物上小便，拒绝为她提供洗澡用的热水，拒绝给她治疗，并​​威胁将她殴打致死。2018年3月，李昱函为抗议虐待而绝食，导致看守所人员对她强行喂食。

 

 

 

Qin Yongmin 秦永敏 政治犯数据库案例编号: 2004-02138	拘禁日期：2015年1月9日 拘禁地点：湖北省广华监狱 罪名：颠覆国家政权 状况：判处13年徒刑 背景信息：秦永敏长期以来一直倡导民主，此前曾因参加民主墙运动服刑8年，又因共同组建中国民主党被判刑12年。他还与人共同创立了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观察（亦称为“玫瑰团队”）。2018年的一项法院裁决曾提及2012年秦永敏在香港出版有关和平民主过渡的著作。 补充信息：当局大约在拘留秦永敏的同一时间拘留了他的妻子赵素利。经过3年多的“强迫失踪”，赵素利于2018年2月前后回到武汉家中。当局在释放赵素利后继续限制她的活动。
Wang Yi 王怡 政治犯数据库案例编号: 2018-00615	拘禁日期：2018年12月9日 拘禁地点：四川省成都市看守所 罪名：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非法经营 状况：审前羁押 背景信息：在正式取缔四川省成都市的秋雨圣约教会前一天，当局拘留了这个未登记的基督教会的牧师和创始人王怡。与此同时，中国各地未登记的教会受到广泛打压。 补充信息：除王怡之外，当局还从2018年12月开始拘捕了至少一百名秋雨圣约教会成员。当局在释放许多成员后仍对他们进行监控，包括王怡的妻子蒋蓉。教会成员报告说，在拘留期间，他们被强迫服用未知药物，强迫认罪或诬陷王怡和其他教会领导人有不法行为。
Yue Xin 岳昕   政治犯数据库案例编号: 2018-00665	拘禁日期：2018年8月24日 拘禁地点：未知 罪名：未知 状况：失踪 背景信息：从2018年7月开始，当局拘留了与广东省深圳市佳士科技（Jasic) 工厂工人试图成立工会有关的60多人。8月19日，北京大学毕业生岳昕发表公开信，呼吁中央当局允许工人成立工会。8月24日，警方拘留了岳昕和为支持被拘留的佳士工人而聚集在深圳的大约50人。 补充信息：截至2018年12月7日，当局继续关押至少32名与佳士抗议有关的人士。2019年1月，岳昕和支持佳士工人的其他学生出现在一个视频中，似乎是被强迫供认。
Zhang Haitao 张海涛 政治犯数据库案例编号: 2015-00343	拘禁日期：2015年6月26日 拘禁地点：沙雅监狱 罪名：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为境外的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者情报 状况：经审理被判处有期徒刑19年，上诉后维持原判 背景信息：据报道，2015年6月，作为该地区“维稳”工作的一部分，新疆乌鲁木齐市当局发起了“清理网络活跃人士”运动。当局拘留了张海涛，原因是他在网上批评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
Zhang Zhiyu 张治余 政治犯数据库案例编号: 2019-00117	拘禁日期：2019年1月20日 拘禁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看守所 罪名：聚众扰乱社会秩序 状况：正式逮捕，等待审理 背景信息：张治余（常被称为“张治儒”）是当局于2019年1月拘留的五名劳工权益倡导者之一。这次拘留行动看来是持续打压基层劳工维权活动的一项内容。张治余是他于2007年创立的深圳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的负责人，曾参与许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劳资纠纷。

 

 

 

 

此外，委员会鼓励国会议员和行政当局官员为日益增多的因在香港促进民主或人权而受到起诉和监禁的人士倡导权益。欲详细了解以下案例，请参阅《2019年度报告》第六节——“香港和澳门的局势变化”。

 

Chan Kin-man 陈健民

拘禁日期：2019年4月24日开始服刑 拘禁地点：香港新界西贡区壁屋监狱 罪名：串谋犯公众妨扰罪、煽惑他人犯公众妨扰罪、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罪 状况：判处一年零四个月徒刑，已上诉 背景信息：香港中文大学陈健民教授、香港大学戴耀廷教授和朱耀明牧师在2013年发起了“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的和平运动，要求在2017年行政长官（CE）选举和2020年立法会选举中实行普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14年8月宣布2017年不通过普选选举行政长官的决定后，陈健民和其他一些人动员支持者抗议该决定，这场抗议后来被称为“雨伞运动”。抗议者占领香港中环长达79天，要求实行选举改革和普选。 补充信息：香港当局针对9名民主倡导者在雨伞运动中的活动提起与公众妨扰有关的指控。2019年，香港一所法院于4月9日裁定他们有罪，并于4月24日判处陈健民和戴耀廷有期徒刑1年零4个月，判处朱耀明有期徒刑1年零4个月，缓期两年执行。2019年8月15日，戴耀廷被保释，等待上诉。

 

 

 

 

政治犯数据库

建议

鼓励国会议员和行政当局官员在撰写为政治犯或宗教犯争取权益的信函或准备前往中国的公务旅行时：

• 查阅政治犯数据库（PPD）中有关个别政治犯或政治犯群体的可靠和最新信息(https://ppdcecc.gov)。查阅具体政治犯的数据库记录，了解有关该案例的更多详细信息，包括政治犯被指控的罪行、官员们违反的具体人权、法律程序所处的阶段以及拘留或监禁地点（如果已知）。
• 为前往中国的官方和民间代表团提供咨询，让他们向中国官员提供根据数据库记录编制的政治犯和宗教犯名单。
• 敦促参与姐妹州和姐妹城市关系的美国州和地方官员以及公民查阅委员会的数据库，并帮助争取中国的政治犯和宗教犯获释。

一个功效巨大的维权资源

委员会2019年度报告提供的有关中国政治犯和宗教犯的信息具体反映了对人权和法治的践踏。许多侵权行为源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政策和法律的运用。委员会的政治犯数据库（PPD）是一个由委员会编制和保存的公开在线数据库，委员会把它用于自己的研究，包括编写年度报告，并在日常工作中把它用作一个信息资源，编写为政治犯和宗教犯权益倡导活动提供支持的信息摘要，供国会议员和行政当局官员使用。委员会邀请公众阅读本年度报告中有关中国政治关押的具体内容，并存取和使用PPD，网址为https://ppdcecc.gov。 （有关PPD的信息亦可访问https://www.cecc.gov/resources/political-prisoner-database。)

截至2019年7月31日的12个月期间，PPD收到大约306,974个关于政治犯信息的在线请求 - 比截至2018年7月31日的12个月期间委员会2018年度报告中报告的502,900个请求减少大约38.96％。在截至2019年7月的12个月期间，美国仍然是提出信息请求最多的国家，约占所有请求的27.2％。中国处于第二位，约占20.5％，其次是乌克兰（3.9％）、印度（2.9％）、英国（2.6％）、香港（2.3％）、巴西（1.9％）、加拿大（1.8％）、俄罗斯（1.7％）、法国（1.6％）和韩国（1.4％）。

在委员会的2019报告年度，不提供注册人姓名或域类信息的互联网协议地址是在线信息请求的最大来源，在截至2019年7月的12个月中收到的总共306,974个信息请求中占大约52.6％。其他来源的请求数量大致如下：以.com结尾的域名名列第二，占PPD信息请求总数的18.9％。以.net结尾的域名名列第三，占在线信息请求的8.8％。其次是美国政府（.gov）（1.7％）、巴西（.br）（1.6％）、印度（.in）（1.3％）、德国（.de）（1.0％）、意大利（.it）（0.9％）、中国（.cn）（0.9％）、欧盟（.eu）（0.7％）、墨西哥（.mx）（0.7％、）。土耳其（.tr）、法国（.fr）和俄罗斯（.ru）域名各占信息请求的0.6％。

政治犯

PPD旨在为用户提供可靠和最新的政治犯信息。基于其各自的专业领域，委员会工作人员努力保持和更新政治犯记录。工作人员力求客观地分析具体政治犯的信息以及在中国引发政治和宗教关押的事件和趋势。

截至2019年9月1日，PPD包含关于中国9933起政治或宗教关押案件的资料。其中1587例是目前已知或据信正被拘留或监禁的政治犯和宗教犯案件，8346人已知或据信被释放、处决、在监禁期间或释放后不久死亡、或逃脱。委员会指出，中国目前涉及关押的政治犯和宗教犯案件远远不止1587起。委员会工作人员不断努力，继续向PPD添加政治和宗教关押案件。

在PPD刚刚启用时，位于旧金山的对话基金会和设在伦敦的前西藏信息网络与委员会分享了他们从事中国政治犯和宗教犯工作的丰富经验和数据，为委员会建立数据库提供了帮助。对话基金会继续提供此类帮助。委员会依靠自己的工作人员研究政治犯信息，同时收集非政府组织（NGO）、专门从事促进人权和反对政治和宗教关押的其他团体以及其他公开信息来源提供的信息。

功能更强的数据库技术

自2004年11月启用以来，对于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其他政府、非政府组织、教育机构以及研究在中国关押的政治和宗教犯或为囚犯争取权益的人士而言，PPD一直是一个独特的、功效巨大的资源 。2010年7月的PPD升级显著利用了委员会的信息和技术资源能力来支持此类研究、报告和维权活动。

2015年，委员会增进了PPD的功能，使委员会、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其他政府、非政府组织和个人能够加强对中国政治和宗教关押的报道，并加强为中国政治犯争取权益的工作。升级允许对PPD进行全文搜索和基本搜索，并提供选项，在提供搜索结果时可包括或不包括政治犯照片。此外，2015年的新增功能允许每一个PPD案例记录的简短摘要，以容纳更多案文，并更容易与外部网站链接。

PPD旨在提供一种具有足够效能的技术来应对中国政治关押的范围和复杂性。PPD最重要的特征是它具有真正的数据库结构并使用强大的查询引擎。每个政治犯的案例记录都描述了导致该政治犯被拘押的中国当局的侵权行为类别。这些类别包括对以下权利的侵犯：和平集会、宗教自由、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包括倡导和平的社会或政治变革的自由以及批评政府政策或政府官员的自由。

PPD的设计允许任何能够访问互联网的人查询数据库并下载政治犯数据，而无需向委员会提供个人信息，也无需PPD将任何软件或Web cookie下载到用户的电脑。用户可以选择创建用户帐户，以便保存、编辑和重新使用查询，但PPD不要求用户提供任何个人信息来设置此类帐户。设置帐户时，PPD不会将软件或Web cookie下载到用户的电脑。保存的查询不存储在用户的电脑上。用户指定的身份代码（可以是别名）和密码是设置用户帐户所需要的唯一信息。

 

 

 

 

具体调查结果和建议

下文是本年度报告各章节陈述的具体调查结果的概要，它涵盖了委员会追踪的各个领域。在每一个领域中，委员会列出了一组值得在下一年度关注的问题，并遵循委员会的法定职责，就每一个领域向总统和国会提出一组建议，以便采取立法或行政措施。

 

言论自由

调查结果

• 2018年3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公布了一项大规模重组计划，对党组织和中国政府机构的职权和管理职责作了改动。其条文通过赋予党中央宣传部直接控制新闻、出版和电影行业的职能加强了党的思想控制。该计划还把中国三大广播新闻实体——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合并成一个新成立的“超大型”机构，称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国际上则称为“中国之声”。
• 一些国际新闻自由组织再次将中国列为全球新闻自由限制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政府依然是世界上关押记者最多的政府之一，估计被拘留或监禁的记者人数在41人到50多人之间。当局拘留了人权监督网站“权利运动”的执行主任甄江华，并对他进行了非公开审判。被拘留的其他公民记者包括“六四天网”的黄琦、姜成芬、王晶、陈天茂、杨秀琼，以及“民生观察”网站的刘飞跃和丁灵杰。
• 根据驻华外国记者协会（FCCC）的数据，2017年外国记者在中国的工作条件普遍恶化。 FCCC的一项调查显示，官方对外国记者、新闻助理和消息来源进行了骚扰；当局试图干涉对“敏感”问题的报道；前往中国边境地区和少数民族自治地区旅行受到限制；签证续签申请被延迟批准或拒绝。中国官员拒绝承认FCCC的调查结果，一名官员质疑FCCC的合法性，声称它是一个“未注册的非法组织”。
• 过去一年里，当局继续制定新法规，以控制和审查在线新闻和媒体机构、技术公司和社交媒体用户，并在此过程中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 委员会注意到，有报道说某些新闻报道主题受到审查，包括西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少数民族地区；台湾和香港；法轮功精神运动；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周年纪念日。在本报告年度，由于有两个重大政治事件—— 2017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2018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咨询机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年度会议——对新闻以及社交媒体对新闻的评论的审查格外严密。

• 尽管实行严格而广泛的审查，但社交媒体平台仍然是中国公民的日常表达渠道，可用于讨论对许多新闻事件和公共利益问题的担忧。去年，此类担忧包括中国大学校园中的性骚扰；电视上的种族主义；强行驱逐北京市成千上万的外地人口；取消中国宪法规定的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还有许多帖子抗议中国国家主席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大权独揽。
• 委员会注意到的许多事例表明中国政府和共产党违反国际人权标准和中国宪法关于言论自由的规定，例如阻止作者贾平凹前往2018年1月在纽约市举行的国际文学研讨会；拘留为政治犯家属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多名社交媒体管理员——其中郭庆军被逮捕；宣布把西藏语言维权人士扎西·文色判处五年徒刑；作家和民主倡导者杨同彦（笔名杨天水）在保外就医期间死亡。虽然中国政府允许作家和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在被任意软禁近八年后于2018年7月前往德国，但维权人士担心她的言论自由会受到限制，因为中国政府不允许她的弟弟刘晖和她一起离开中国。

建议

委员会鼓励国会议员和行政当局官员：

• 更广泛地公开表达——包括在美国政府最高层——对中国新闻自由的关切，谴责下列做法：骚扰和拘留国内记者和外国驻中国记者；拒绝、威胁拒绝或延迟外国记者签证；审查或屏蔽外国媒体网站。始终将新闻自由与美国利益联系起来，指出对新闻记者和媒体网站的审查和限制如何在公众关注的问题上（包括公共卫生和环境危机、食品安全和腐败）妨碍信息自由流通，并对试图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媒体和企业构成贸易壁垒。在未来的双边对话期间向中国官员提出这些问题。就中国对待外国记者的方式评估其违反世贸组织或其他义务的程度。
• 保持并酌情扩大开发和广泛传播有关技术的项目，以帮助中国的人权倡导者和公民社会组织规避互联网限制，存取和共享受国际人权标准保护的内容。保持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媒体署（原名“广播理事会”）的中国互联网自由项目，为博客作者、记者、公民社会组织以及中国的人权和互联网自由倡导者提供网络安全培训和能力建设。
• 在所有适当的双边讨论中向中国官员说明，当中国政府限制政治辩论、倡导民主或人权的活动以及其他形式的和平政治表达时，美中关系就会遭受损失，中国公众对政府机构的信心就会减弱。强调这种限制超出了关于限制自由言论的国际标准，特别是《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第19条和《世界人权宣言》(UDHR) 第19条规定的标准。强调这种限制削弱了对媒体和政府机构的信心。就定于2018年11月举行的有关中国的下一次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提出问题，要求中国说明采取什么步骤来确保其对自由表达的限制符合国际标准。
• 敦促中国官员停止非法拘留和骚扰由于行使言论自由权而受到报复的维权人士、律师和记者。要求官员释放或确认释放了因行使言论自由权而被拘留或监禁的人士，如甄江华、刘飞跃、黄琦、丁灵杰、姜成芬、王晶、陈天茂、杨秀琼、郭庆军、扎西·文色以及本报告和委员会政治犯数据库中提及的其他政治犯。在双边对话和多边机构中提出这个问题，如定于2018年11月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

 

劳工权利

调查结果

• 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总工会”）仍然是中国法律允许的唯一工会组织。2018年1月，由政府运营的新闻机构新华社报道，2017年全国总工会有3.03亿会员。美国政府和国际观察人士指出，全国总工会通常优先考虑中国共产党的利益，而不是工人的利益，并没有有效地代表工人。
• 中国工人的集体谈判权在法律上和实践中继续受到限制。观察人士指出，工人需要建立真正独立于政府和企业利益的工会。除了限制有效的工会代表权外，当局还限制了中国劳工非政府组织培训工人提高集体谈判的能力。
• 在本报告年度，中国当局继续严格限制公民社会组织处理劳工问题的能力，包括获得外国资金的国内组织和国际公民社会组织。自2015年12月开始镇压劳工非政府组织以来，公民社会组织的情况没有改善；相反，在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的第一年中，公民社会组织的境况进一步恶化。
• 中国政府没有公开报告工人罢工和抗议活动的次数，非政府组织和公民记者在获取有关工人行动的全面信息方面仍然面临困难。据设在香港的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工通讯（CLB）从传统新闻和社交媒体收集的工人行动数据，2017年发生了1257次罢工。据该组织通讯部主任估计，中国劳工通讯记录的中国工人行动大约占2013年至2017年总数的5％至10％。
• 据报道发生了一些大规模的工人行动，包括2018年3月上海市长宁区大约3000名环卫工人抗议减薪。同样是在2018年3月，广东省珠海市五家工厂的6000名工人抗议出售这些工厂的计划。2018年4月，起重机操作员在中国19个省份罢工，抗议低工资。
• 过去一年中，拖欠工资的问题依然存在，在一些行业中情况恶化，中央当局重申了2016年提出的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目标。 2017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拖欠工资的新办法，重申了2016年一份国务院意见书中提出的解决该问题的目标。
• 在本报告年度，政府数据显示工作场所死亡人数持续下降，但委员会继续看到劳动安全法律和法规执行不力的报告。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7年工作场所事故死亡人数共计37,852人，低于2016年的43,062人和2015年的66,182人。据报道，煤矿死亡人数在过去十五年中大幅稳步下降，2017年降至375人，而2002年曾高达7,000人。
• 2018年3月，作为一项广泛的政府重组计划的内容之一，中央政府宣布了撤销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的计划，将安全生产责任转移到新成立的应急管理部。中国劳工通讯对这项官僚体制的变化提出批评，认为该变化突出表明“中国政府更关注灾害管理和控制，而不是首先防止工作场所事故”。

建议

委员会鼓励国会议员和行政当局官员：

• 敦促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因行使其合法权利而被监禁或拘留的劳工维权人士，特别要提及卢昱宇和符天博的案件。
• 呼吁中国政府尊重国际公认的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利，并允许工人组织和成立独立的工会。在所有适当的贸易谈判以及双边和多边对话中对中国共产党在集体谈判和工会代表选举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表示关切，强调在市场经济中，工资水平应通过劳资双方的自由谈判来确定。
• 促进和支持政府官员、学者、法律专家和公民社会团体之间就劳工问题展开双边和多边交流，如言论自由、集体谈判、就业歧视和职业卫生与安全等问题。寻求机会支持能力建设项目，以增强捍卫工人权利的中国劳工和法律援助组织。
• 适当时将有意义的公民社会参与纳入双边和多边对话、会议和交流。邀请国际工会和劳工非政府组织以及来自所有参与国的国内公民社会团体观察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对话。
• 为国际劳工组织（ILO）与中国的技术合作项目提供资金，以支持中国加强与国际劳工组织的接触与合作。要求国际劳工组织在遵守核心劳工标准方面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包括保障结社自由和组织工会的权利。

 

刑事司法

调查结果

• 在委员会的2018报告年度，当局继续使用各种形式的任意拘留——例如法外“黑监狱”和强迫没有精神病的人入住精神病院——来剥夺个人自由，违反了国际人权标准。当局还继续使用多种行政拘留形式，避开了司法监督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刑诉法”）保护被拘留者权利的规定。
• 2018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授权国家监察委员会（“国监委”）使用“留置”等方式调查可疑的官员不当行为，这是一种法外形式的拘留，它允许国家监察委员会官员在不保证可以聘请律师的情况下执行拘押。 据报道，2018年5月发生了第一例“留置”中死亡事件，死者名叫陈勇。据报道，陈的尸体显示他曾经遭受虐待，官员称陈在审讯期间“猝死”，但未指明死因。
• 当局继续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宽泛条款——例如“危害国家安全”和“寻衅滋事”等罪名——执行拘留，以制止维权活动和受国际人权标准保护的其他活动。
• 当局继续践踏被拘留者根据《刑诉法》所享有的权利。一些被拘留者作出了似乎是照本宣读的、受到逼迫的供认，有时是在视频中。例如，瑞典公民桂民海在与瑞典外交官前往北京市接受医疗检查途中被拘留，后来他在电视节目中供认，说是与瑞典当局合作试图离开中国。在另一起案件中，台湾大学雇员和非政府组织志愿者李明哲在法庭上作出显然被强迫的供认，承认“颠覆国家政权”。官员们拒绝了一些被拘留者聘请律师的权利，例如人权网站编辑丁灵杰和网络评论员陈杰人。
• 当局对一些维权人士、律师、上访人员和其他人进行长期审前拘留，包括“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是一种可以持续六个月的单独监禁，限制与律师接触，使被拘留者可能受到当局虐待。据报道，维权律师王全璋自2015年7月10日被当局拘留以来，观察人士一直无法与他联系。他的妻子于2018年7月报告说，另一名律师声称在天津市一个看守所看到了王全璋。据报道，当局推迟了预定于2018年6月20日对“六四天网”创始人黄琦的审判，黄琦在2016年11月28日被当局拘留。根据2018年8月18日的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当局尚未设定新的审判日期。当局还对维权律师余文生和环境保护请愿人嵇书龙执行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 在某些情况下，当局继续折磨和虐待被拘留者。据报道，辽宁省沈阳市的官员拘留了维权律师李昱函，并允许其他被拘留者将她的食物扔在地板上，对她的食物小便，并对她泼冰水。有报道说，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的官员给武全律师带上兜头帽，把他带到一处地下室，绑在审讯椅上48小时，并且在最初的24小时内不给喝水、睡觉和足够的衣服。
• 当局继续开发基于技术的手段，以帮助公安人员跟踪感兴趣的人，部分是基于大规模——有时是非自愿——收集的个人数据，导致人们对隐私和公安人员加强打压维权人士及其他目标人士的能力表示担忧。当局收集个人数据（包括生物识别数据）的方式似乎显然了国际人权文件中规定的隐私保护，而且委员会没有看到中国政府为使此类信息收集或使用符合国际标准而做出任何努力。
• 中国政府继续声称死刑仅仅适用于少数罪行和最严重的罪犯，但据国际特赦组织估计，中国执行死刑的数量超过其他所有国家的总和。中国继续把关于死刑的统计数据视为国家机密，委员会没有看到关于死刑总数的官方报告。2017年12月，广东省汕尾市陆丰市当局在一个体育场举行公开审判，以谋杀、抢劫和与毒品有关的罪名判处10人死刑，并立即处决。在过去一年中，委员会没有看到为禁止从被处决的囚犯身上采摘器官而制定规则。在2018年于梵蒂冈举行的反贩运会议上，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负责人报告说，在过去10年中，当局因非法器官移植逮捕了220人，并指出当局继续打击这种行为。

 

 

 

建议

委员会鼓励国会议员和行政当局官员：

• 呼吁中国政府公开承诺一个具体的时间表，批准《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中国政府于1998年签署该公约，但迄今尚未批准。
• 在广泛的双边和多边会谈中与中国官员讨论对批评政府者和维权人士的保护。向中国政府强调在刑事案件中确保程序合规和有效法律代理对基于规则的治理目标的重要性。公开表示支持那些因无事实根据的刑事指控和明显的政治或宗教原因被剥夺自由的人权倡导者。
• 敦促中国官员停止一切形式的任意拘留以及不符合《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和其他国际人权文件规定的公平审判标准的非司法拘留形式。
• 与中国官员磋商，推动他们采纳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2016年2月提出的关于中国遵守《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UNCAT) 的建议，例如敦促撤销允许“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法律条款。进一步鼓励中国官员向所有要求访问中国的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和其他特别程序发出邀请。
• 敦促中国官员采用一个法律和监管框架，制定符合国际人权标准的信息技术警务规范。例如，该框架应包括隐私保护、对警方未经同意收集个人信息的权限的限制、以及针对歧视行为的保护机制，包括不基于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身份进行行为判定。鼓励中国官员要求使用信息技术的警察接受适当的人权培训，并对授权或执行防范性拘留的官员实施严厉处罚。
• 向中国政府强调有必要就处决人数和相关情况提高透明度，并敦促中国官员进一步减少适用死刑的罪行。敦促中国政府在国家立法中明确禁止从被处决的囚犯身上摘取器官。
• 继续支持与有志于改革的中国组织和个人（包括政府内部和非政府）合作的美国机构的项目，并在适当情况下扩大支持范围，以期通过比较和经验分享改进刑事司法程序。例如，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经验可以在多方面为中国提供借鉴，包括减少对供词的依赖、增强证人在审判中的作用、以及建立更可靠的死刑复核程序。

 

宗教自由

调查结果

• 中国法律和国际法都提供宗教自由保障。尽管有这些保障，但委员会继续看到普遍、系统性地违反宗教自由原则的现象，因为中国当局对中国公民的宗教活动行使广泛的自由裁量权。
• 在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领导下，“宗教工作”对中国共产党议程的重要性经历了“空前提高”和“重大创新”。在本报告年度，党和政府官员继续强调宗教事务中的几项关键政策原则。这些原则包括“引导”宗教团体支持党的领导和政治制度；影响中国的宗教活动，以促进宗教融入中国文化（“中国化”）；并利用中国宗教团体促进与其他国家的联系，特别是“一带一路”项目的东道国。
• 2018年3月，党提出了对党和政府机构进行全面重组的计划，其中包括把国家宗教事务局（国家一级负责宗教事务的政府机构）并入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部（“统战部”），并由统战部直接负责执行中国的宗教政策。
• 在修订后的《宗教事务条例》于2018年2月1日生效后，中国政府的宗教监管框架对宗教自由施加了更多的限制。修订条款增加了对宗教活动的官方控制和审查。修订本还对违反条例的行为规定了新的法律责任和处罚。宗教信仰者和学术专家预测，这些限制会增加官方对宗教团体的压力，特别是那些没有在政府登记的宗教团体。许多团体拒绝登记，因为登记需要接受国家认可的爱国宗教协会的指示。其他法律和党的政策也继续限制公民拥有宗教信仰和从事宗教活动的自由。
• 政府和党的官员虽然很少直接打压中国的佛教和道教团体，但继续对这些宗教进行广泛的监管和控制。官方监管还包括限制旨在遏止对佛教和道教宗教活动商业化的意识。
• 政府保持了限制中国天主教会自由的措施，阻碍由根据天主教信仰标准挑选并开展事工的神职人员带领教会。政府还继续骚扰、拘留或者隔离关押某些主要的天主教神职人员。 2018年5月，全国性天主教会组织通过了中国天主教“中国化”的五年计划。
• 党和政府官员继续限制中国基督教徒的宗教活动，一些信徒因宗教活动受到骚扰、监视、拘留、监禁和其他虐待。倡导宗教自由的美国组织对华援助协会（ChinaAid Association）报告说，2017年受到官方迫害及其行动影响的信徒人数比上一年有所增加。中国宗教和社会领域的学术专家表示，压制的持续升级部分是由于党的官员担心基督教会对党垄断政治权力构成挑战。在多起事件中，当局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0条以“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为由拘留了家庭教会成员。
• 委员会注意到有关通过骚扰、任意拘留和起诉继续镇压法轮功修炼者的报道。国际组织对有关囚犯（包括法轮功修炼者）器官被用于中国的许多器官移植手术的报告继续表示关切。中国卫生官员声称器官采集制度已经按照国际标准进行改革，但医疗专业人士和国际维权组织对该说法表示怀疑，理由是器官移植等待时间较短引起器官采集的伦理问题以及器官移植数据之间的差异。
• 在本报告年度，对回族穆斯林宗教自由的官方限制有所增加。回族穆斯林聚居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地方政府发起了“整改工作”，包括拆除清真寺和其他建筑物上的“阿拉伯风格”的圆顶和装饰，禁止宣礼（召唤祈祷），禁止商店出售古兰经和伊斯兰教书籍，以及关闭教阿拉伯语的学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回族穆斯林还因“私下传播古兰经”而被判处“邪教”或其他罪行。
• 除官方主要监管的五个宗教外，还有其他宗教团体在中国境内继续存在，其中一些继续受到默认和支持，另一些则受到当局压制。

建议

委员会鼓励国会议员和行政当局官员：

• 呼吁中国政府履行其国际人权义务，保障所有公民的宗教自由。向中国当局强调，宗教自由包括在没有政府干预——特别是基于政治目的的干预——的情况下自由接受信仰和从事宗教活动的权利。
• 向中国政府强调，宗教自由权包括但不限于：佛教徒和道教徒在寺、观中从事宗教活动和挑选老师不受国家控制的权利；天主教徒由根据天主教信仰标准挑选并开展事工的神职人员带领的权利；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境内自由修炼法轮功的权利；穆斯林自由从事布道活动、出国朝觐、挑选和培训宗教领袖、及穿戴宗教服装的权利；基督徒自由敬拜的权利，包括有权利以公开或秘密的方式表达他们的信仰（包括展示十字架），而不受国家在教义及敬拜上的控制，不受骚扰、拘留和其他虐待；以及犹太教等其他宗教团体的成员不受国家控制和骚扰的权利。
• 呼吁释放为和平追求宗教信仰而被关押、拘留或监禁的人士以及因与他们有关联而被关押、拘留或监禁的人士。行政当局应当利用现行法律追究参与严重限制宗教自由的中国政府官员和其他人员的责任，包括利用《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公法第114-328号）和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中规定的制裁措施。确保在根据《2015年国会两党贸易优先与责任法》（公法第114-26号）的规定谈判任何贸易协定时把与宗教自由有关的条件作为考量因素。
• 公开或私下为因行使宗教或信仰自由而被中国当局继续严厉骚扰或拘留的人争取权益。在许多案件中需要以法律、人道主义和其他形式为受害者发声，此类案件包括被中国当局施加压力要求加入天主教爱国会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如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教区崔泰助理主教；河北省保定市苏志民主教；浙江省青田县卢丹华神父；和上海市马达钦主教。据报道马达钦主教的行动依然受到限制，不能离开上海佘山修院。一些官方认可的基督教团体的领导人在抗议官方近年来对其教会采取的措施后被起诉和判刑，其中包括河南省濮阳市南乐县的张少杰、以及浙江省金华市的包国华和邢文香。非官方基督教团体（“家庭教会”）的成员，包括云南省六个不同地区的27名基督教徒，被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0条“组织和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而判刑 。据报道，设在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对话基金会在中国司法数据库中发现了800条2017年根据第300条被判刑人员的官方记录，其中大多数人显然是法轮功修炼者。委员会政治犯数据库中的法轮功修炼者的代表性案件包括云南省玉溪市的邓翠苹，目前正在服刑，刑期六年；河北省唐山市的卞丽潮，目前正在服刑，刑期12年；以及辽宁省丹东市的张明和李全臣。我们鼓励国会和行政当局官员查阅委员会的政治犯数据库，以了解政治犯和宗教犯的信息。
• 鼓励美国政治领导人访问中国的宗教场所，以提高宗教自由意识和促进宗教自由。

 

少数民族权利

调查结果

• 在2018年3月于北京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两会”）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当局改变了他们用来实施少数民族政策的机制，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部（“统战部”）接管了负责少数民族事务（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宗教事务（国家宗教事务局）的政府部门的工作。一些观察人士认为，统战部新扩大的权力代表了一种正式的政策变化，即党将更严密地控制少数民族事务和政策，以民族同化取代民族多元化。
• 当局针对回族社区制定了政策和限制，限制了回族穆斯林的宗教活动。在两会期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杨发明强调，中国的穆斯林应该将中国特色融入伊斯兰宗教仪式、文化和建筑，避免将“清真”概念扩展到世俗生活中，并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一位美国历史学家的说法，杨的讲话是一个正式宣言，反映了官方从2016年秋季开始在回族人口聚居地区实施的政策趋势。
• 政府和党的官员实施了限制少数民族自由从事文化习俗活动以及使用或学习民族语言的政策。 2017年12月，国际媒体和维权人士报告称，在9月实施的一项政策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教育当局已经停止把蒙古语用作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小学和初中的教学语言。
• 内蒙古自治区（“内蒙”）的蒙古族牧民举行示威并向政府请愿，抗议政府政策导致他们失去传统牧场，国家开发活动对草原和牲畜造成有害的生态影响，以及政府没有为牧民提供足够的土地补偿。与过去几年一样，当局拘留了一些和平抗议的蒙古族牧民。

建议

委员会鼓励国会议员和行政当局官员：

• 对于努力促进中国的人权、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和法治的蒙古人、维吾尔人和藏人团体，继续提供美国对外援助资金，并鼓励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提供进一步支持，以加强其能力。
• 向中国政府说明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和语言的重要性。敦促中国官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和联合国《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为少数民族学生和家长提供选择，让他们决定在学校使用何种教学语言。呼吁中国官员建立从幼儿园到大学一级保存和扩大少数民族语言现有教学的机制。
• 呼吁中国政府允许蒙族牧民行使其言论、结社及和平集会自由的基本权利以及免于遭受任意拘留的权利。向中国官员说明就拟议开发项目对传统牧场的影响与少数民族社区磋商的重要性。
• 敦促中国当局允许回族和其他主要是穆斯林的少数民族人口自由参加伊斯兰宗教仪式，这是宗教自由权利问题，并符合《世界人权宣言》(UDHR) 和《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以及禁止基于宗教歧视的中国宪法。

 

人口控制

调查结果

• 在委员会的2018报告年度，中国政府当局继续推动和实施违反国际标准的强制性人口控制政策，此类标准包括1995年《北京宣言》、1994年开罗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和《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UNCAT) 。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省级法规限制了夫妻按照自己的意愿规划生育的自由。
• 2018年是共产党和政府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的第三年，政府统计数据显示该政策在刺激人口增长方面作用有限。中国国家统计局报告说，2017年的总出生人数为1723万，比2016年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减少63万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卫计委”）曾在2016年预测全面二孩政策将导致每年多生300万人。
• 在本报告年度，中央党政官员承诺加强有利于实施计划生育的配套政策。一些地方政府出台了配套政策——包括延长带薪产假、经济奖励和补贴以及其他福利——以鼓励夫妻生育第二个孩子。
• 在本报告年度，中央当局发布了重组党政机构的计划，包括合并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其他几个机构，在国务院下设立新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卫健委”）。除管理人口老龄化和其他与健康有关的事项外，卫健委还将承担监督与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有关的职责。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该重组计划表明当局计划最终取消限制生育政策。来自党和政府机关附属学术机构的专家以及某省政府关于人口发展的报告呼吁终止限制生育政策。据报道，卫健委表示当局正在考虑结束两胎的生育限制。
• 据彭博新闻社2018年5月的一份报道，由于一些人口问题（例如出生率下降、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萎缩），中央政府当局正在考虑终止生育限制政策，并可能已经就此作出决定。报道还说，国际上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批评也是一个决策因素。
• 经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包含禁止官员在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时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规定。但是，一些省级人口规划法规和地方政府继续明确指示官员对“计划外”怀孕实施堕胎，这种做法通常被称为“补救措施”。地方当局继续推行严厉的、具有侵入性的计划生育措施。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时，官员强加或威胁执行多种处罚措施，包括高额罚款、解除就业、拘留和堕胎。
• 数十年的人口控制政策加剧了中国的人口挑战，包括人口迅速老龄化、劳动力减少和性别比例失衡。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970年代后期约为每名妇女生育3个孩子，至2017年下降到每名妇女估计生1.6个孩子，低于维持人口稳定所需的每名妇女生育2.1个孩子的更新率。据国家统计局报告，从2016年到2017年，中国适龄劳动人口（16岁至59岁）减少了548万人，下降至90,199万人，而2017年老年人口（满60岁）增加了1004万人，达到24,090万人，占总人口的17.3％。 2017年全国男女比例为104.81:100，中国的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约多出3266万人。
• 国际媒体报道继续表明，中国性别比例失衡与出于强迫婚姻或商业性剥削目的把外国妇女拐卖到中国这两种情况之间可能存在关联。媒体报道还认为，数十年来中国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助长了非法收养现象，因为偏好男孩的传统加上生育限制可能助长了进行非法收养交易的黑市。

建议

委员会鼓励国会议员和行政当局官员：

• 大力敦促中国政府官员使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律符合国际协议中阐述的国际标准，包括1995年《北京宣言》、1994年开罗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儿童权利公约》(CRC)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CESCR) 等文件中的标准。
• 在与中国政府官员的双边会谈中强调中国目前面临的迫在眉睫的人口挑战，包括人口迅速老龄化、劳动力减少以及性别比例失衡。鉴于全面二孩政策未能充分有效地应对上述人口挑战，敦促中国政府听取国内外人口专家的建议，尽快终止对家庭的所有生育限制，并取消“社会抚养费”。
• 利用《2000年外交关系授权法》（公法第106-113号）和《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公法第114-328号）的授权，对直接参与制定、实施、或执行中国的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包括强制绝育和强制堕胎）的中国官员实施制裁，并禁止他们入境美国。
• 呼吁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大力执行有关惩处从事上述侵权行为的官员和其他人员的中国法律条款。
• 基于证据将因中国人口控制政策而恶化的性别失衡与潜在的区域人道主义和安全问题公开挂钩，此等问题包括人口拐卖、犯罪、内部和外部移民增多以及其他可能的严重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并在双边和多边对话中讨论和提出这些问题。

 

特别议题：北京市的强制搬迁

调查结果

• 2017年11月，北京市当局以一个外地人口社区发生火灾为由发起了大规模强制搬迁活动。11月18日，一栋公寓大楼发生火灾，造成19人死亡。在19名受害者中，17名是外地人口，这意味着根据中国政府的户籍制度，他们的户口是在北京以外的地方登记的。
• 火灾发生后，北京市政府发起了一项检查建筑物火灾隐患的活动，导致对北京各地的外地人口社区进行大规模驱离和拆迁。一些受影响的居民报告说，他们被迫在三天之内离开住所，其中一些人甚至被要求在几个小时或更短时间内离开。本委员会没有看到关于在北京被驱离的人数的官方报告，但国际媒体估计有数以万计的人受到影响。据报道，从2016年底到2017年底，北京的外地人口减少了132,000人。
• 在事件过程中，一些外地人口和当地人试图就驱赶事件向政府官员提出抗议。非政府组织、公司和个人向流离失所的外地人口提供援助。随着显示驱赶、拆迁和流离失所的外地人口的视频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迅速传播，互联网用户在网上展开辩论并对驱离行动提出批评。
• 政府的反应是限制国内有关驱离外地人口的报告，审查互联网上和公民社会团体的讨论。当局还拘留了一名分享驱离视频的艺术家，并拘留了其他六人，据说他们被抓的原因是帮助该艺术家逃走。当局已让这七人取保候审，并迫使该艺术家离开北京，回到外省的家乡。
• 一些观察人士将2017年11月开始的驱离行动视为北京政府限制北京人口的长期计划的一项内容。 2017年9月，中央政府批准了北京市政府到2020年将北京人口限制在2300万的计划。2017年12月，中央批准了另一项计划，到2035年将上海人口限制在2500万。
• 在北京执行驱离行动的中国政府官员采取的行动违反了国际标准和中国法律，户籍制度的一些限制则违反了保障居住自由的国际人权标准。

建议

委员会鼓励国会议员和行政当局官员：

• 呼吁中国当局停止在中国各地的强制拆迁，并遵守国际和中国法律，在公共安全要求拆除危险建筑时向居民提供充分的通知、补偿和援助。
• 鼓励中国政府扩大中国流动工人的权利，同时扩大为流动工人提供社会服务和法律援助的公民社会组织的运作空间，而不是打压此类组织。指出增进流动工人的权利和扩大他们获得社会服务的机会可能会降低自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的可能性，而大规模的强迫迁离可能会增加这种抗议活动的可能性。
• 呼吁中国当局加快改革户籍制度，包括降低对主要城市和经济机会中心的外地人口的限制；参照与当地户口和居住许可相关的公共福利和服务的水平和质量为外地人口提供同等服务；并实施法律法规，为所有中国公民提供平等待遇，而不区分出生地、居住地或是否有当地户口。
• 支持与中国政策制定者和从事外地人口研究和外展的学术机构相关的项目、组织和交流，以促进对外地人口及其家庭的法律和反歧视援助，鼓励旨在消除居住政策——包括户籍制度——造成的不平等和歧视的政策辩论。

 

妇女状况

调查结果

• 过去一年中，对妇女的就业歧视仍然是一个严重问题。雇主在招聘、薪酬和晋升等方面经常歧视妇女。在招聘广告中，歧视性看法和对妇女形象的色情化普遍存在。在市场自由化时期，就业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有所增加，而且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儿童保育责任从国家体系（通过公共资助的产假和托儿所）转移到私营部门和家庭，由此产生的负担不成比例地落在由妇女个人和雇主承担的产假上。雇主认为女性比男性雇员成本高，并且这种歧视因实施“全面二孩政策”而恶化。
• 中国妇女继续面临家庭暴力和性暴力的挑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的实施工作有所改进——这体现于公众意识增强以及地方政府颁布实施细则——但其他挑战依然存在。在家暴案件中，中国法院继续执行一种受害者难以达到的举证标准。另外，逃避家庭虐待的受害者在寻求庇护所方面没有得到足够的帮助。
• 由于歧视性政策的实施和对父权制文化价值观的坚持，中国妇女仍然缺乏有保障的财产权。官员们提出了若干建议，计划在即将到来的新一轮农业政策改革中解决这些问题。
• 当局对从事妇女维权活动的政治环境保持严格限制——官方从2015年开始的对妇女维权活动的压制一直持续。2018年1月，中国学生、校友和教师开展了一系列独立运动，以防止大学校园中的性骚扰。其中包括公开指控个别教授的不当行为、请求大学制定政策以防止性骚扰、以及公众要求提供有关大学在过去性侵犯案件中采取措施的信息。虽然大学和政府当局采取的一些行动支持了这些运动所提出的问题，但官方的反应仍然是首先压制草根运动。制造业、新闻业、公民社会、国家认可的佛教团体和香港基督教会等其他部门的性骚扰报告也引起了公众的注意。

建议

委员会鼓励国会议员和行政当局官员：

• 在公开场合和私下会晤中敦促中国政府尊重所有维权人士的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特别是不要骚扰和恐吓那些寻求提高公共场所性骚扰意识的独立妇女维权人士。
• 敦促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公开扩大对性别平等的承诺，例如增加最高政治领导层的女性人数，在政府工作场所提供性别平等和反骚扰培训，通过公众教育挑战基于性别的歧视观念。
• 赞扬中国政府近期推动的旨在促进妇女福祉和性别平等的法律进展，包括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和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案例中列入一个性别歧视案件。鼓励政府加强促进法律实施的正式支持服务，例如为帮助遭受暴力的妇女的保健服务和庇护所提供更多资金，为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提供资金和支持，允许独立的律师和维权人士通过法律诉讼和公共宣传活动协助推动和实施与性别平等有关的法律。
• 支持学术界、法律倡导者、非政府组织和关注最近通过的促进性别平等法律之实施和执行的其他方之间的国际交流，特别是推动和支持技术援助项目，帮助执法人员和司法人员有效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挑战基于性别的歧视观念。作为第一线工作人员，执法人员尤其应当接受培训，学会以不加重受害者顾虑或不危及受害者安全的方式处理有关暴力的举报。
• 推动和支持有助于在学校和社区开展性别平等教育的技术援助项目。
• 鼓励收集和分析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基于性别差异的数据，以追踪变化。

 

人口拐卖

调查结果

• 作为《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TIP补充议定书》）的缔约国，中国有义务按照该议定书的定义制定法律，将人口拐卖定为犯罪行为。然而，中国法律对拐卖人口的定义仍然不符合《TIP补充议定书》的标准，为评估中国拐卖人口的规模带来了困难。
• 委员会从一些报道中了解到，一些受害者被以强迫婚姻和强迫劳动为目的从东南亚国家拐卖到中国，也有中国公民被以强迫劳动和性剥削为目的被拐卖到美国。
• 中国政府继续强迫被审前拘留和行政拘留的在押人员从事劳动。据报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的地方当局要求一些维吾尔族妇女和儿童从事强迫劳动。
• 过去这一年，中国境内的流动工人面临人口拐卖风险，政府对工人权利的限制加剧了这种风险。在东南亚国家，缺乏经济机会导致了该地区的人口拐卖风险。中国的性别比例失衡导致对可婚妇女的需求，可能助长了以强迫婚姻为目的的人口拐卖。此外，中国政府继续把朝鲜难民视为经济移民，并继续执行遣返无身份朝鲜移民的政策，使难民容易遭受拐卖。
• 据报道，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鲜”）政府继续通过向中国派遣朝鲜劳工来获取收入，这些人在可能构成强迫劳动的条件下工作。 2017年10月的报告显示，由于中国政府执行联合国制裁决议，许多工人已经或将要被遣返朝鲜；但据报道，朝鲜于2018年3月再次向中国派遣工人，可能违反了联合国的制裁决议。
• 香港仍然是人口拐卖的目的地，外来家庭佣工特别容易受到以强迫劳动为形式的剥削。香港政府认为不需要制定全面的反拐卖立法，理由是香港很少发生人口拐卖。

建议

委员会鼓励国会议员和行政当局官员：

• 敦促中国政府遵守其根据联合国《TIP补充议定书》作出的承诺，使反人口拐卖立法——特别是其法律定义——符合国际标准。强调这样做将改进数据收集和跨境比较，从而为制定反拐卖的国内政策和多边政策提供更好的依据。呼吁中国政府将联合国《TIP补充议定书》的涵盖范围扩大到香港。
• 支持美国政府改进人口拐卖数据收集工作。与区域政府、多边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合作，鼓励和支持收集更准确的数据，以便更好地评估亚洲人口拐卖的规模和根本原因，并追踪反拐卖措施的有效性。敦促中国政府收集和发布相关执法数据。
• 在适当的双边和多边会议上讨论保护工人权利的重要性，把保护工人权利作为打击以强迫劳动为目的的人口拐卖的一种手段。强调说明当工人能够组织和维护自己的权利时，就不容易受到各种形式的剥削，包括强迫劳动。重点提请关注前联合国和平集会与结社自由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马伊纳•吉埃于2016年9月发布的报告，该报告指出，未能保护工人结社自由的权利“直接助长了人口贩运和奴役等问题”。
• 鼓励和继续参与区域合作，通过多边协定和会议——例如《协调打击贩运人口活动湄公河部长级倡议》、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和东亚峰会——打击人口拐卖活动。此类区域合作应当设法应对移民和难民流动、贫困、性别比例失衡以及助长人口拐卖的其他风险因素。
• 通过美中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在反人口拐卖工作中进行合作。支持美国国务院在泰国曼谷开展的国际执法学院项目的工作，加强区域执法能力。
• 促进公民社会团体和行业协会之间的国际交流，进一步了解识别和打击供应链中人口拐卖的最佳做法。支持在亚洲各地开展反人口拐卖研究、教育、预防工作和提供受害者服务的非政府组织。
• 在双边和多边经济协定中加入适当条款，要求成员国改进有关人口拐卖的数据收集工作，并采取具体步骤杜绝其境内的人口拐卖活动。

 

在中国的朝鲜难民

调查结果

• 在委员会的2018报告年度，中国政府继续执行拘留朝鲜难民并将他们遣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政策，违反了其根据国际人权和难民法律承担的义务。
• 沿中国与朝鲜和中国与东南亚边界采取的加强安全措施增加了朝鲜难民面临的风险，可能限制了从朝鲜出逃的难民人数。据韩国统一部统计，2017年到达韩国的朝鲜难民为1127人，延续了自2009年以来进入韩国的朝鲜难民人数显著下降的趋势。在2009年，这一数字是2914人。
• 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于2018年3月访问中国后，据报道中国当局增加了举报隐藏在中国境内的朝鲜难民的金钱奖励。据报道，中国当局因此抓获并拘留了许多朝鲜难民。
• 中国当局似乎在其境内加强了对在帮助和促进朝鲜难民在朝鲜境外流动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的组织和个人的打压，特别是在中国运作的韩国基督教传教士和教会。
• 非法进入中国的朝鲜妇女仍然特别容易被拐卖。大多数逃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难民是妇女，其中许多人被从朝鲜拐卖至中国或在中国境内被拐卖的原因是强迫婚姻和商业性剥削。
• 由于在中国缺乏合法居民身份，中国父亲和朝鲜母亲生育的许多子女仍然被剥夺接受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务的基本权利。剥夺这些权利违反了中国根据国际法承担的义务。

建议

委员会鼓励国会议员和行政当局官员：

• 敦促中国政府承认在中国的朝鲜人是难民，尤其是作为担心返回原籍国后遭受迫害的“就地”难民，无论他们离开朝鲜的理由如何；同时敦促中国政府立即停止遣返朝鲜难民；通过庇护或难民立法，并将不遣返原则纳入国内立法；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合作，建立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机构和机制，以确定寻求在中国获得国际保护的朝鲜人的庇护或难民身份；并允许朝鲜难民安全转移至另一个国家，包括韩国。

• 适时考虑对参与遣返朝鲜难民的中国政府机构和个人采取可行的制裁措施；并大力敦促国际社会进一步追踪中国给予难民的待遇，加强对中国政府的问责。敦促中国当局承认与中国公民结婚或生育子女的朝鲜妇女的合法身份，确保其所有子女被授予居民身份，并能够按照中国法律和国际标准接受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务。

• 任命和批准美国朝鲜人权问题特使，并鼓励特使根据《朝鲜人权再授权法》（公法第115-198号）与韩国相应部门共同努力，协调对在中国的朝鲜难民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促进其人权。

 

公共卫生

调查结果

• 在委员会的2018报告年度，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实施了公共卫生体制改革，以支持不断发展的公共卫生重点，并开展了以公共卫生问题为焦点的国际交流。
• 就业和教育方面的健康歧视依然存在，大学仍然未能为残疾学生提供足够的无障碍设施。为了提高毕业率，一些地方主管部门发布了实施2017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通告的指导意见，关注残疾学生是该通告的一项内容。
• 当局在敏感案件中继续压制公共卫生信息。 在2017年的三个月里，湖南省当局未公开承认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某高中发生结核病疫情，确诊病例29例。
• 去年，当局继续努力并采取新方法防止艾滋病毒/艾滋病的蔓延，但社会上仍然把艾滋病毒/艾滋病视为污点，当局继续压制为艾滋感患者争取权益的活动。
• 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其中许多人在其他方面也属于弱势群体——仍面临遭受歧视的风险，并且无法获得足够的医疗服务。当局继续强行将没有精神疾病的人送入精神病院，以惩罚维权行动。据报道，2018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规定，明确了检察院有责任在刑事案件中监督精神病治疗和评估等程序，但实际效果仍不明确。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当局强迫居民接受大规模生物识别数据采集，采集的数据供公共卫生部门和公安机关双重使用。在进行这项工作的同时，作为保持“稳定”或“和谐”工作的一项内容，公安当局还更广泛地收集和整合个人信息，以预测对公共安全的威胁。

 

 

 

建议

委员会鼓励国会议员和行政当局官员：

• 继续支持公共卫生领域的技术援助和交流计划。要求美中合作项目有美、中非政府组织参与并关注人权。把人权作为一个焦点领域引入美中社会和人文对话。
• 敦促中国官员——包括新成立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官员——重点关注禁止在就业和教育方面基于健康歧视的法律法规的有效执行。鼓励中国官员强调在基层改进标准，例如修改本节讨论的福建省招聘教师的歧视性条款。在适当情况下，分享美国当前在教育和就业方面通过非政府组织的倡导和服务以及法律法规促进残疾人士权利的经验和努力。
• 提请各方关注中国当局压制公共卫生信息和与健康相关的维权活动。在与中国官员的会谈中提出个案，例如艾滋维权人士孙亚和医生谭秦东。
• 敦促中国政府成立由政府内外的法律、医疗、社会工作和安全专业人员组成的专家小组，以追踪和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和《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5-2020）》中的行动计划的实施，确保地方实施工作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以及国际标准中所规定的医疗护理和权利保护标准。

 

环境

调查结果

• 在委员会的2018报告年度，尽管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高层领导强调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但环境污染仍然是一项重大挑战。中国当局对环境问题采取自上而下的方法限制了公民社会和公众的作用。2017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国家主席兼党总书记习近平宣称，中国自上而下的环保方法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具有重要意义。
• 2018年3月，中央政府成立了新的生态环境部（“生环部”），取代环境保护部，并设立了新的自然资源部，以取代国土资源部。一些环境专家认为，生环部可以通过统一环境监督和提高官僚效率来加强环境保护。
• 2018年初，当局报告实现了政府改善空气质量的五年（2013–2017）目标，但该计划的实施对民众的生活造成巨大的困难。为了达到空气质量目标，当局关闭了数千家工厂，并要求数百万中国人在冬季停止使用煤炭取暖，即使没有替代品。2017年11月和12月，一个国际维权组织收集了5822个来自微博的帖子——微博是一个类似推特的平台——以记录公民对缺乏取暖途径的抱怨，国际媒体报道称数百万人可能在低于冰点的温度下缺乏足够的暖气。政府最高环境官员承认，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关闭了符合排放规定的企业。
• 在本报告年度，国营和其他官方媒体报道了中国官员试图操纵环境监测数据或未能调查严重污染举报的多起事件。 2018年1月，《京华时报》报道，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政府官员试图在设有监测设备的大楼附近喷水，以改善空气质量读数，但建筑物在喷水后变成了“冰雕”。环境透明度的缺陷，包括难以获得可信的官方环境数据，仍然是评估环境质量和污染控制工作效果的长期障碍。
• 虽然一些非政府组织（NGO）在公共利益诉讼中担任原告，但大多数“公共利益”诉讼仍由政府提起。去年非政府组织发起公益诉讼的案件包括针对云南省一家水力发电公司损害雨林资源提起的诉讼，以及对河南省郑州市地方政府非法移动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树木提起的诉讼。
• 中国公民继续通过街头抗议和其他形式的公共维权活动来表达他们对与环境有关的健康问题的关注。在本报告年度，一些中国环保人士因抗议土地复垦、非法采石和采矿而被拘留。

建议

委员会鼓励国会议员和行政当局官员：

• 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对环保人士的骚扰，遵守言论、结社和集会自由的国际标准，包括《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世界人权宣言》(UDHR) 和中国宪法中的标准。与中国官员会面时提出环保人士嘎玛桑珠和陈武权被刑事拘留的问题。
• 支持中国和美国公民社会团体提高中国公民的环境权利意识以及扩大对这些权利的保护。
• 鼓励中国领导人加强环境和气候领域的法治和透明度。向中国官员提出有关篡改环境数据和审查环境新闻报道的问题。
• 美国官员还应当就中国重要污染企业排放数据的公开披露提出缺乏透明度问题。
• 继续支持美中在环境保护和能源效率方面的技术和法律合作。美中合作项目应侧重于下列方面：增加媒体自由和公众参与；提高透明度和加强法治；减少空气、水和土壤污染；改善政府问责。

 

公民社会

调查结果

• 在委员会的2018报告年度，中国政府和共产党继续将公民社会的主要角色视为“协同”共产党实施一党专政下的社会治理议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习近平重申了中国公民社会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作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自从习近平在2012年底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以来，在以前被容忍的“灰色地带”运作的维权组织经历了专家所说的“寒蝉效应”。
• 去年，政府继续压制中国人权捍卫者和致力于倡导人权的政治团体的权利。此类维权人士包括“权利运动”的甄江华；全国旅游群的郭庆军和为政治犯家庭提供支持的其他成员；中国人权观察的徐秦、秦永敏、赵素利。
• 政府继续实施2017年1月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虽然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得以在中国登记设立代表机构，包括与地方政府有关系的慈善组织，至少有四个长期致力于培训律师、保护妇女和同性恋、双性恋与变性者（LGBT）权利的组织报告说，它们无法登记或为临时活动成功备案。从事人权和法治工作的其他组织则选择停止运营或离开中国。
• 过去一年里，中国当局继续拘留并起诉台湾人权非政府组织义工李明哲。在当局于2017年3月拘留他之后，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随后确认中国当局正在调查他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并于2017年5月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把他正式逮捕。2017年9月11日，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对李明哲进行了审判——他表示认罪和悔过——并于11月28日判处他五年徒刑。国际人权组织的观察员怀疑当局进行逼供，声称该审判“极度荒谬”，是“出于政治动机”。
• 过去一年里，政府把打击“非法社会组织”作为一项要务，其目标是那些“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组织。2018年1月，民政部发布了《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办法》，授权政府创建“严重违法失信”组织的正式名单。
• 民政部在发布管理公民社会组织的三项主要条例修订草案两年后，于2018年8月初发布了新条例草案，征求公众评议。该草案把用于监管国内公益慈善、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组织的三项核心条例合并为一个文件。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国务院改革计划包括建立一个国际发展合作署，该机构将整合对外援助和发展援助工作，包括“一带一路”计划。 2017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外联络部部长——该联络部是负责扩大党的影响力和推进其海外利益的一个重要机构——启动了第一个丝绸之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论坛，旨在加强一带一路国家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

建议

委员会鼓励国会议员和行政当局官员：

• 敦促中国政府加快制定符合中国宪法和中国国际义务的公民社会法律。呼吁中国批准《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
• 敦促中国政府修改或废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并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以体现《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的原则，特别是结社、集会和言论自由权利。
• 呼吁中国政府停止骚扰公民社会倡导者和非政府组织，为受到刑事调查和审判的人提供健全的正当程序。
• 把公民社会议题纳入与中国官员举行的双边会谈和协议，以促进在美中公民社会交流的方式和实施上的对等。
• 继续为在中国支持民主建设、法治和人权倡导工作的对外援助项目提供资金，并进行追踪和评估。
• 促进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发展模式，其中包括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权保护，而不是将人权和法治排除在外的替代发展援助模式。
• 采取措施促进中国公民社会倡导者参加相关国际会议和论坛，支持国际培训以提高他们在非营利组织管理、公共政策倡导和媒体关系等方面的领导能力。

 

民主治理机制

调查结果

• 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社会各界服从党的领导，而党日益被置于习近平的个人领导之下。修改后的党章确认了习近平作为核心领导人的地位，对国家宪法的修改则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的现有限制，这可能使习近平无限期地担任国家主席。虽然官方新闻媒体炫耀公众对该修正案的广泛支持，但有报道说当局通过言论审查和拘留压制了不同意见。
• 习近平一手操纵了中国的权力中心——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的人员组成，进一步破坏了原先发展党内民主的有限尝试，背离了由一群党的高级领导者提名候选人的惯例。
• 过去一年中，一些事态发展标志着从国际民主治理标准的退步。政治体制进行了重大改组，加强了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控制。例如，中央党校与国家行政学院（政府实体）合并，以确保政府官员在意识形态上与党保持一致。此外，党承担了对新闻和媒体的管理职能，并承担了宗教和少数民族问题的决策权。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府机构，即国家监察委员会。国家监察委员会负责调查公职人员腐败和渎职案件，在实际操作中它成为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纪委”）的延伸。中纪委专门处理党员的案件，而国家监察委员会对整个公共部门拥有管辖权，并有权对任何涉嫌腐败或渎职的人员进行法外拘留，这可能会影响到没有公职的公民和外国公民。
• 去年，中国仍旧面对腐败这个重大问题，继续有报告凸显其反腐运动的政治性质。前中纪委负责人指出，政治腐败——即削弱党内集权的活动——是最严重的腐败形式。
• 委员会没有看到在扩大选举范围方面有任何进展，却看到关于官员压制真正的选举参与或就选举发表言论的报道。在制定公众参与规则的过程中，国务院修改了两套规章，要求规则制定机构征求公众意见。但是，修正案没有提供确保审议公众意见的机制，而是增加了要求遵守党的政策和决定的用词。

建议

委员会鼓励国会议员和行政当局官员：

• 支持美国的有关研究项目，以记录和分析中国共产党的治理机构和意识形态运动及其对企业、政府机关、立法和司法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影响。
• 采用“政府一体化”方式鼓励中国当局批准《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并释放因行使言论、结社和集会自由而被拘留或监禁的个人。这些人包括本报告和委员会的政治犯数据库中提到的人士，例如黄琦、刘飞跃和秦永敏。
• 支持美中合作计划，促进建立独立的村委会和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监督制度，鼓励中央和地方党和政府领导人在中国各地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继续为中国的民主建设和法治项目提供资金，并追踪和评估其有效性。
• 支持在中国寻求与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合作以提高透明度的组织，特别是在努力扩大和完善中国的政府信息公开举措方面。敦促党的官员进一步提高党务透明度。
• 呼吁中国政府在党领导的内部反腐败运动之外改善公民向官员问责的程序。敦促党、政官员建立和完善公众参与政府事务的渠道。鼓励高层官员改革治理体制，推动建立保障言论、结社和集会自由的真正的多党制。

 

商业领域的法治和人权

调查结果

• 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国政府在满足提高贸易相关法律透明度的要求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在出版地方法规和翻译贸易相关文件等方面仍然不尽如人意。虽然政府公布了许多与贸易有关的法律和行政法规，但政府在许多情况下未能公布地方法规和其他法律文件，如意见、通知和补贴措施。
• 委员会看到一些领域的知识产权执法得到改善的报告，不过关于知识产权受到侵犯（包括强制性技术转让）的担忧依然存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2018年3月的一份报告说，中国政府对某些经济部门的外国所有权实行限制，通过与中国企业建立合资企业来强制进行技术转让，当局经常要求以口头或非正式形式转移技术，为的是避免给人以违反国际贸易义务的印象。
• 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步骤来满足给予国内外公司平等待遇的要求，不过在中国美国商会的调查中有75％的美国公司表示“在中国受到的欢迎程度低于以往”。过去一年中的报告继续表明，通过屏蔽外国网站和对外国公司采取其他正式限制措施，国内公司依然获得优惠待遇。委员会还看到有关其他形式的优惠待遇的报告，享受优惠待遇的企业不仅有国内公司，还有与政府或党有关联的公司。
• 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在大多数在中国大陆经营的企业中都发挥着作用，无论是国有企业（“国企”）、国内私营企业、外国企业还是合资企业。根据政府数据，截至2016年底，93.2％的国有企业和67.9％的私营企业有党组织，70％的外商投资企业也是如此。过去一年的报告表明，党和政府正试图扩大其在商业性企业中的作用。
• 尽管有报道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政府严厉镇压宗教自由，把数十万人少数民族穆斯林关押在一个由法外“政治再教育”中心组成的网络，一些公司仍然向新疆政府提供了广泛的设备和服务。例如，据报道国际安全服务公司先丰服务集团与国有企业中信集团合作，投资于一所设在北京市的安全培训学校，该学校正在新疆建立一个分校，以培训军人和警察。
• 人权组织警告说，中国法律允许从商业性公司收集个人数据，但没有充分保护《世界人权宣言》(UDHR) 和《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 规定的个人隐私权。尽管存在这些隐私权问题，国际公司仍将中国用户数据存储在中国大陆，以符合国内法律。中国公司也从其用户那里收集大量数据。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公司与当局分享了多少数据，但报告显示，国内技术公司与警方和其他政府部门密切合作。
• 政府和公司在中国大规模收集数据，包括收集面部特征、语音样本和DNA等生物识别数据。在本报告年度，中国政府继续与中国公司合作，开发和实施社会信用体系，旨在汇总和监控政府和企业收集的数据。一些观察人士警告说，这可能会提高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中国安全当局也在与公司合作，将改进的技术运用于中国不断扩大的监控摄像网络中，尽管人们担心政府已在使用监控设施来打压维权人士和少数民族。
• 中国政府通过屏蔽和审查内容继续限制网上言论自由。中国当局要求公司监控其网站和应用程序（APP）上的内容；过去一年里，当局在一些案例中基于在线内容威胁或惩罚公司。面对收入损失和其他形式的惩罚的可能性，国内和国际公司都进行自我审查。 2018年3月，一位研究媒体的学者谈到中国大陆以外的电影业高管邀请中国内容监管机构在会议上发言，就如何创建中国审查机构允许的内容提供指导。2018年夏天，据报道数十家国际航空公司修改了其国际网站，以符合中国政府的要求，删除把台湾作为一个国家的提法。

建议

委员会鼓励国会议员和行政当局官员：

• 与盟友和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合作，表达对外国公司在中国的不平等待遇以及中国共产党在国有企业、与外国公司的合资企业以及在中国大陆经营的私营企业中日益扩大的作用的担忧。
• 鼓励中国政府继续加强知识产权执法，并指出随着中国自主创新的增加，加强知识产权执法将对美国和中国都有利。在与中国政府同行举行的公开和非公开会晤中，美国官员应强调国际企业对知识产权持续受到侵犯的担忧，包括强制性技术转让。
• 在与在中国从事商业活动的选民会晤时，鼓励商界领袖遵守《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制定内部政策，评估和减少间接帮助中国政府持续侵犯人权的风险，特别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人权受到严重侵犯的地区。
•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应根据WTO规则要求中国政府提供导致美国公司网站受到屏蔽的互联网限制措施的详细信息。如理由充足，应考虑向世贸组织提出争议。在与中国官员的会晤中，敦促中国政府提供对等市场准入，停止阻止中国互联网用户访问美国媒体和美国技术公司。
• 鼓励收到中国当局审查请求的美国公司遵守《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和《全球网络倡议言论自由和隐私原则》，并在可能情况下向公众披露此类请求。

 

获得司法公正的途径

调查结果

• 尽管据报道司法系统的办公效率有所提高，但政治控制的增加和对维权律师的持续迫害破坏了公民寻求公平和伸张正义的信心和能力。资深共产党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主张对中国共产党绝对忠诚和服从。周说，参加名为“扫黑除恶”的政治运动是司法机构必须执行的任务。一些评论员则认为，与以往“严打”和“打黑”等打击犯罪运动相似，这场运动也可能导致对人权的严重侵犯。
• 中国当局继续出于政治原因对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提出刑事起诉，指控他们“危害国家安全”。例如，法院判处维权人士吴淦八年有期徒刑，又如公安人员在审判前对维权律师王全璋实施隔离拘押，长达一千多天。当局还刑事拘留了包括李昱函和余文生在内的一批维权律师，原因是他们从事人权和民主方面的维权工作。
• 当局打压从事维权工作的律师事务所，并通过采取侵扰性措施来骚扰他们，例如在办公室驻守官员。还有律师报告说，他们遭到骚扰，包括吊销和暂停执照、迟误年度执照续延程序、不允许出庭、限制行动自由和对人身进行暴力攻击。
•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报告说，司法改革工作继续向前推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了立法草案，将在选拔法官时实施择优录用程序。然而，在政治上看齐仍然是一个选择标准。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立法可能会增加公民参与并改善以证据为基础的裁决，但其实际效果尚有待观察。
• 法律援助体系仍然由国家控制。政府进一步扩大了法律援助计划，但收紧了不是由政府管理的法律援助服务的空间。2018年1月，中华全国律师协会颁布了一系列试行条例，禁止律师除法律援助案件外按照折扣费率或免费受理案件，这可能会阻止律师在具有社会意义的案件中向处境不利的个人提供公益法律服务。
• 中国政府继续精简信访体系，这是一种供公民在正式法律制度之外向当局陈述冤屈的机制。负责信访体系的政府机构报告称，很大一部分信访申请已转交行政和司法部门处理。然而，公民继续使用信访制度，一些上访人员受到报复，包括行政处罚和刑事起诉。

建议

委员会鼓励国会议员和行政当局官员：

• 敦促中国政府无条件免除对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的指控，并取消对其人身自由或从业资格的限制，包括王全璋、李昱函、余文生、吴淦和江天勇。
• 敦促中国政府保护中国律师的基本公民权利和从业权利，调查一切虐待他们的指控，并确保将责任人绳之以法。敦促中国政府停止对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家属的任何形式的骚扰或迫害，包括监视和限制行动自由。
• 敦促中国政府停止对利用信访制度申诉冤屈的人员的一切形式的迫害或惩处。
• 敦促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领导人给予司法机关真正的独立，并提醒他们让司法机关参与政治运动对法治的负面影响。
• 对促进美中法律专家就中国如何设计和实施法律改革进行对话的项目提供更大支持。同时增加对美中学术机构和非政府实体之间合作的支持，以帮助制定计划，增强中国法律体系保护公民权利的能力。

 

新疆

调查结果

• 在本报告年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当局据报在被称为“政治再教育”中心或营地的法外设施中任意拘押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回族和其他主要为穆斯林的少数民族。国际人权组织、学者和媒体机构的报告表明，自2017年4月左右新疆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该地区第一个反极端主义法规以来，已经有多达80万至110万人曾经或仍然被拘押在这些设施中。美国学者莱恩‧图姆在2018年8月指出，最初估计有超过100万人被拘押是基于观察人士在2018年初获得的信息，但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其他人士“继续失踪”，同时官员们继续规划建造更多“政治再教育”设施，使目前的数字可能更高。有报道说，这些设施的保安人员对被拘押者使用酷刑，拒绝提供适当的医疗服务，并进行其他形式的身心虐待。
• 据报道，安全人员以各种理由把人拘押在“政治再教育”中心，大多数情况下是无限期拘押，例如：以某种方式祈祷；从事“宗教极端主义”活动；有“政治不合格”的观点；想出国旅行；或有海外关系，例如以前曾出国旅行或有亲属居住在另一个国家。据报道，自治区当局给新疆一些地区的官员下达配额，以便使“政治再教育”营地拘押的当地人口达到一定比例。另据报道，老年人、未成年人和病人也被拘押在这些中心。一些被拘押者因健康状况不佳和中心的条件恶劣而死亡。在某些地区，新疆当局将“政治再教育”中心的被拘押者的子女安置在孤儿院中，但此类孩子的数量如此之多，以至孤儿院人满为患。在某些情况下，官员因此把一些孩子送往其他省区的设施。
• 除了每天24小时拘留囚犯的“再教育”设施外，人权组织和媒体的报道还记录了其他类型的“再教育”设施和计划。2018年8月，中国人权捍卫者（CHRD）报告了它与平等权利倡议组织（ERI）关于新疆“再教育”计划的一项联合调查结果，其中包括被拘押和被迫参加日间或晚间“教育会议”的信息。根据该报告，“再教育”营地由县或市政府当局管理，日间或晚间“学习班”或“开放营地”则由乡镇或村政府官员管理。据CHRD和ERI估计，截至2018年6月，当局可能已经强迫 约220万新疆居民参加了日间或晚间的“教育会议”。
• 据一位西方研究人员和维权人士提出的一个案例分析，“政治再教育”式的拘押以及新疆发生的其他践踏人权事件的严重程度和规模符合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所界定的“危害人类罪”。该研究人员在刊登于CNN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新疆的情况“完全符合危害人类罪的定义”。《罗马规约》第7条罗列了11项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的行为清单，其前提是“广泛或有系统地针对任何平民人口进行的攻击中，在明知这一攻击的情况下，作为攻击的一部分而实施的下列任何一种行为”。
• 新疆当局在“政治再教育”中心和其他地点拘押了美国自由亚洲电台（RFA）六名维吾尔族记者的数十名在新疆的家庭成员。在2018年7月委员会听证会上提交的书面证词中，RFA记者古丽恰克热-霍迦说：“我在中国的二十多位亲属失踪了。”据报道，新疆当局还拘押了在美国的维权人士热比娅·卡德尔的数十名家人，包括她的子女和孙子孙女。
• 中国人权捍卫者（CHRD）于2018年7月公布的对中国政府数据的分析显示，2017年中国所有刑事逮捕中有21％发生在新疆，而新疆仅占中国人口的1.5％。CHRD报告说，根据它与平等权利倡议组织（ERI）联合进行的研究，2017年新疆的刑事逮捕人数比2016年增加了731％。正是在同一时期，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于2016年8月到新疆任职后实施了加强地区安全的政策。这些数字还不包括“再教育”营地中被法外拘押的人。据报道，当局在一段时间后将“再教育”营地中的一些被拘押者转移到监狱。
• 中央和自治区政府当局在整个新疆实施了严密的安全措施，利用安全人员、监视技术、大规模拘押和其他方法来加强国家对新疆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的控制。 据报道，与2016年相比，自治区当局在2017年的安全支出增加了近93％，而对中国18个省级地区的抽样调查显示2017年安全支出的平均增长率不到12％。
• 在新疆当局监督下，对新疆居民进行了大规模、非自愿性的DNA和其他生物信息采集；居民的手机受到广泛和频繁的检查，居民被要求在手机上安装监控应用程序；社区、道路和火车站设有检查站和面部识别摄像机；通过运营“便民站”实施街头管理，增强了当局密切监视和巡检当地社区的能力；并在清真寺和住宅周围和室内安装摄像机，监测居民的宗教和私人活动。据报道，新疆当局使用一个称为“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的集中系统来收集和分析来自闭路摄像机、电脑、智能手机、车牌和身份证的数据，以及个人的计划生育、银行和旅行记录。当局使用这些数据来识别后来被他们调查和拘留的个人，包括被拘留在“政治再教育”中心的人。
• 新疆当局对古兰经施加限制，包括没收和禁止研究古兰经。据报道，在2018年初，一个乡镇的地方官员要求居民签署一份保证书，声明他们和家人都不会学习古兰经或阿拉伯语。 2017年9月，据报道新疆各地的官员没收了当地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吉尔吉斯族居民的古兰经、祈祷垫和其他具有伊斯兰意义的物品。

建议

委员会鼓励国会议员和行政当局官员：

• 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在“政治再教育”中心大规模任意拘押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回族和其他人，并释放目前被拘押的人。呼吁中国官员允许美国官员、其他国家的外交代表、联合国官员、人道主义组织和外国记者访问新疆和调查有关任意拘押的报道。与其他政府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协调，汇编负责在“政治再教育”中心任意大规模拘押和虐待被拘押者的具体新疆官员的有关信息，为根据《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公法第114-328号）实施可能的制裁做准备。
• 呼吁中国政府停止拘留和迫害美国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族记者和在美国的维吾尔族权利倡导者热比娅·卡德尔在新疆的家庭成员。在与中国政府和共产党高级官员的互动中优先提出这些案件，要求说明这些人的下落和状态，并敦促释放他们。
• 敦促在新疆销售产品、提供服务、开展业务或参加投资开发计划的美国公司确保其产品、服务和投资不为新疆官员任意拘押少数民族和新疆当局在正当执法活动之外使用技术手段压制和控制新疆居民提供支持。敦促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跟踪中国安全机构使用的设备和技术的销售情况以及美国公司向新疆官员出售监视和犯罪控制技术的情况，并根据现行美国出口管理条例调查此类销售的合法性。
• 呼吁中国政府遵守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内法律法规以及保障宗教活动免受国家限制的国际标准。
• 支持提高公众对新疆人权状况的意识的努力，支持保护维吾尔族文化的举措，增加维吾尔人保护自身人权的途径，以关注人权为目的更频繁地访问新疆。
• 呼吁中国政府就新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各级学校应使用何种教学语言向非汉族家长、教师和学生咨询。呼吁中国官员根据中国宪法第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十条的规定，为家长和学生提供用维吾尔语和新疆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教学的选择。

 

西藏

调查结果

• 自2010年1月第九轮对话以来，达赖喇嘛的代表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官员之间没有进行过正式的对话。2017年11月23日，达赖喇嘛重申了“中间道路”，声明西藏人民“不寻求独立”，并“希望留在中国”。中国政府继续把达赖喇嘛视为“分离主义势力”的领导者。
• 中国政府坚持认为，只有它有权决定达赖喇嘛的继任者。现任达赖喇嘛则重申转世立场，强调这个问题不应当由中国政府或共产党来决定，而应当由他本人、藏传佛教领导层和藏族人民来决定。
• 党和政府继续在藏族自治地区实施压制政策，其做法包括广泛的侵入性监视、限制藏人基本权利的严格法规和规则、无处不在地展示警察和武装力量。2007年至2016年，西藏自治区的国内安全支出增长了404％，而四川省两个藏族自治州的国内安全支出在同一时期增长了近300％。
• 党和政府通过对宗教活动的普遍控制和限制继续侵犯藏传佛教僧尼和普通信徒的宗教自由权利。例如，过去一年里中国政府对喇荣五明佛学院实施了党组织管理，中国政府从2016年开始对该佛学院进行大规模拆迁和驱逐。在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的关于即将进行的对中国普遍定期审议的文件中，维权团体记录了中国政府以打击“恐怖主义”和“分离主义”的名义在西藏日益加强安全措施和军事化。据报道，在本报告年度出于政治和宗教原因的藏人自焚事件仍有发生。截至2018年8月13日，在委员会2018报告年度期间中国藏族自治地区发生三起已知自焚事件，自焚者均被证实死亡，这意味着自2009年以来居住在中国的藏人的自焚事件总数达到147起。与过去的情况一样，自焚者公开祝愿达赖喇嘛长寿、从流亡中回归和西藏自由。
•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的一所法院判定藏族语言维权人士扎西·文色犯有“煽动分裂国家罪”，并于2018年5月22日判处他五年有期徒刑。扎西·文色的案件于2018年1月4日开庭审理，距《纽约时报》采访他并发行一部关于他倡导藏语教育的短片已接近两年。
• 2018年2月，有着1300年历史的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大昭寺发生火灾，有关这次火灾的报道受到限制，导致许多藏人担心其损失远比报道的严重。
• 电影制作人当知项欠于2014年6月获释后受到严密监视。他于2017年秋季逃离中国并与其在美国的家人团聚。
• 中国当局释放了四名政治犯，其中作家珠洛周洛（笔名“雪合江”）在2018年3月19日获释，流行歌手贡保旦增在8月2日前后获释。对这四名政治犯的拘留都违反了国际言论自由标准。
• 环境法规、基础设施项目和旅游业导致藏族牧民流离失所，并加强了中国政府对藏区的控制。

建议

委员会鼓励国会议员和行政当局官员：

• 鼓励中国政府和共产党根据中国法律和国际法承认的宗教自由权利尊重现任达赖喇嘛、藏传佛教领导层和西藏人民就达赖喇嘛继承或转世作出决定的权利。
• 敦促中国政府认识到具有限制性的党的政策和政府措施以及中国藏族自治地区日益增强的安全化在藏民自焚和抗议活动中起到的反作用。敦促中国政府停止把达赖喇嘛视为安全威胁，并向政府强调尊重和保护西藏文化及语言的重要性——这方面的政策变化将促进和维护藏族地区的社会稳定。
• 鼓励中国政府尊重藏人在国内外旅行的权利，允许外国记者、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美国政府官员、以及侨居世界各地的藏人进入中国藏族自治地区。
• 敦促中国政府撤销对藏族语言维权人士扎西·文色的指控，同时强调以和平方式倡导真正的双语教育是中国法律和国际法承认的权利，不是犯罪行为。
• 在与中国官员的交往中，敦促释放因和平行使人权而被拘留或监禁的藏族政治犯。委员会政治犯数据库中有关被拘留藏人的记录尽管未能全面反映藏人被拘留和失踪的情况，但为与中国官员进行上述沟通提供了有用的资源。促请中国政府及其安全部队停止通过任意拘留、失踪、殴打、酷刑、恐吓等手段压制和处罚和平行使其权利的藏人。
• 敦促中国政府在规划中国藏族地区的基础设施、自然资源开发、移民或安置项目和旅游景点时充分考虑藏人的意见和愿望。
• 继续请求中国政府邀请一个国际组织的独立代表与达赖喇嘛在1995年认可的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更登确吉·尼玛会面，自1995年5月17日起他和他的父母一直被在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软禁。

 

香港和澳门的发展

调查结果

• 在2018报告年度，委员会注意到本应受到“一国两制”政策保障的香港自治权继续受到侵蚀，而“一国两制”政策则是基于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的原则写入了《基本法》。
• 2018年3月，立法委员会（“立法会”）举行补选，以填补六名被取消资格的民主派立法委员中四人空缺的席位。民主派和建制派候选人各赢得两个席位。在3月补选之后，民主派在地方选区共拥有16个席位，不足以否决议案，而建制派则拥有17席的多数。在3月补选前的提名期间，香港政府根据政党归属或政治信仰对立法会的候选人进行了观察人士称为“政治审查”的筛选。
• 香港政府继续寻求对2014年民主抗议活动的领导人和参加者以及政治反对派成员追究刑事责任。据报道，截至2018年4月，政府自2014年起共对26名民主派领导人提起40个诉讼案件，其中22个案件审结，13个案件的被告被定罪。
• 2017年10月，当局允许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民主活动人士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取保候审。他们于2017年8月被收押，后来上诉法院根据“非法集会”的指控将其判决分别改判为六至八个月有期徒刑。2018年2月，终审法院推翻了对黄、罗和周的判决。
• 尽管受到活动人士、政界人士和律师的反对，香港和中国大陆官员继续推进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西九龙站的“一地两检”计划。该计划允许内地官员在西九龙站内的指定“内地口岸区”执行中国大陆法律。香港大律师公会批评说，中央政府批准一地两检计划的做法严重违反了“基本法”，破坏了香港的法治和“一国两制”框架。
• 委员会注意到有关香港学者和政界人士的言论和结社自由受到限制的报道，原因是他们的观点不为政府认同。此类人士包括陈云根、陈文敏、戴耀廷、郑松泰和陈浩天。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即将审议中国遵守《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的情况之际，53个香港非政府组织对香港合法异议和言论的空间缩小以及民主发展的未来表示担忧。
• 中国当局在释放瑞典公民桂民海之后再度把他拘留，他是2015年底被绑架并带到中国大陆的五名香港书商之一。据报道，当局于2017年10月释放了桂民海，此前他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拘留两年。2018年1月，桂民海在与两名瑞典外交官一同前往北京的途中被中国当局派遣的便衣人员强行拘留，据报道当时他因患有神经科症状正在前往北京接受医疗检查。桂民海在内地和香港的电视新闻上至少有过三次招供，国际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认为此类招供通常是威胁和酷刑的结果，并被用于国内和海外的宣传。
• 委员会没有看到澳门按照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建议和《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的要求在建立“一个普及而平等的选举制度”方面有任何进展。过去一年里，提出立法修正案、把一位民主派立法委员停职、以及拒绝政治人物和作家进入澳门引发了人们对澳门自治和法治的担忧。

建议

委员会鼓励国会议员和行政当局官员：

• 考虑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S. 417/ H.R. 3856，第115届美国国会第一次会议），以追踪香港独立于中国大陆行使自治权的状况，并重申美国对香港民主化的支持。
• 在与中国和香港官员会晤时强调，香港在“一国两制”原则下享有的、由“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保障的自治权继续受到侵蚀，这一趋势威胁到美国对香港政策的基础，特别是根据美国法律给予香港的特殊待遇。
• 敦促中国和香港政府执行《基本法》第45条和第68条以及《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第25条，重新启动选举改革程序和推进实施普选行政长官及立法会。

促请中国和澳门政府按照《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第25条的要求和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反复建议，为澳门普选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设定